再次，三国都具有潜在的发展后劲，新生代正在崛起。这方面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其本身的历史优势，20世纪初，日本就形成了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为首的西洋史人才培养和研究重镇。这两个大学培养出一代代的古代史学者，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研究学派。韩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虽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发展迅速。高丽大学很快成为培养罗马史研究人才的重镇。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第一、二代学者逐渐去世或退休，新生代开始崭露头角。不少日韩青年学子选择到欧美，尤其是古典学的重镇剑桥、牛津去攻读博士学位。这些人成为最有希望使本学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顶尖人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专门人才的系统培养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林志纯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主持高等学校世界古代史教师培训班，培养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世界古代史学者。80年代以后，林先生在东北师大创办古典文明班，为中国古史学界又培养了一代新生力量。现在活跃于国内外古代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多与东北师大有学缘关系。人才辈出，后来居上，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确实大有希望。

日韩两国研究的特点

其一，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有各具特色的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有公认的学科带头人薪火相继。如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分别是日本希腊史和罗马史的中心，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和学派，从而使悠久的学术传统得以延续。以村川坚固为首的东京大学希腊史学派已经历了四代传人，执掌西洋史教授职位达一个世纪之久。京都大学还是古代东方研究的中心。该校的中原与茂九郎教授是日本苏美尔研究的开拓者，他于1973年创立了日本苏美尔学研究会，1979年创办了《苏美尔学杂志》（Acta Sumerologica）。他的学生在战后日本影响很大，对该地区的许多课题进行了研究，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该校的另一位教授浜田耕作，先留学英国，1916年归国后成为京都大学的埃及学教授，奠定了日本埃及学的基础。该校的冈岛诚太郎教授出版了日本的第一本《埃及通史》，将西方的埃及学研究成果引入日本。韩国的罗马史研究也素有传统。长期执教于高丽大学的池東植和首尔大学的許勝一，分别是韩国罗马史研究开拓者和著名学者。池東植1993年创立“韩国西洋古代史振兴会”，培养了一批古代史学者和接班人。

除了前面提到的杂志外，日本学者还创办了不少其他方面的专门性杂志。如《西洋古典学研究》（1953）、《西洋史研究》（1948）、《西亚研究杂志》（1980）以及东京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古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