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做法，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史记》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如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刺客是刺客传，游侠是游侠传，做买卖的是货殖传，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同样是做官，有一类官是循吏，有一类官是酷吏。这种分类法，叫类传或列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而是一堆人的传。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同时，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太史公曰”，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这个赞，不一定是赞美，是评语的意思。有评语，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也就是说，太史公写当时的事，继承了《春秋》的褒贬，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从周代开始，除了头两个王，每一个王死后，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于是，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定性了，一类一类，不再是活泼泼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个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活泼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这和隔一个朝代、几个皇帝才修史，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今天，因受到中国传统的束缚，很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传。

文学和传记合并起来，叫“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在那里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传。台湾有一个杂志叫《传记文学》，凭心而说，几十年《传记文学》里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写活的很少很少，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史学的人物传记传统充分建立起来。

二、西方史学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过来看西方史学。西方史学，论发达和漫长的延续都不如中国史学，但在传记方面，西方史学有几个重要贡献，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一些传统。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靠讲演来表现，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的希腊古代历史，是把当时当地的长篇讲演记录下来，在没有录音机、录音笔，也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种文辞的表现把讲演的风采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罗马的普罗塔克(Plutarch)，把他认为自古到当时重要的英雄都记录了下来，他部分接受了《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对人物的身体特征花很大力气去描述。反观中国史书，对人物身体特征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问过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这是白内障；刘邦隆准高鼻，中国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孔子头上扁下去，中间凸一块，可能难产的后果。中国史学家对人物physicalcondition(体貌特征)的真正面貌，描写很少。如果叫中国史学家形容我，他们不忍心用太坏的字眼，但事实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