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教授在华东师大“大夏讲坛”的讲演

回顾中西两种不同的传记研究传统,可以发现：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其史学更偏重英雄史观和心理史观，更加重视私秘材料；而中国从《春秋》褒贬到《史记》列传的对人物归类的研究传统，使得历史人物更大程度上呈现脸谱化特征。

将中西方人物传记研究放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阐释和比较，并以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历史人物为例来讨论中国传记人物研究的特点，可以得出：汉、明两个朝代长期延续的性格，从他们两个开创帝王立下的规模，传下的风格，就可看出来。

谢谢各位同仁和同学。今天讲的题目——从历史看人物，多多少少补足我新出版的《万古江河》一书中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我一辈子研究的是文化史和社会史，基本上我的著作里没有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只有小民百姓。那我为什么开始谈历史人物呢？因为台湾有一批企业家，他们都是做领导的，常常找我讲历史上的领导，而历史上的领导就是帝王将相。从那以后，我从谈领导慢慢延伸到谈组织、谈管理，最后归结到谈人物。这次我以人物为焦点，看究竟是人创造时代，还是时代创造人？英雄和时代是什么关系？今天我找两个历史人物来谈这个问题：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

一、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但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这一特定的功能，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话讲，人不再是个“人”，人是个脸谱，就像京戏里的脸谱。看戏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个小花脸，诸如此类。褒贬使得《春秋》的《谷粱传》、《公羊传》，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做诛心之论。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但《谷粱传》、《公羊传》给它一个动机，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一言之褒，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一言之贬，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龙头铡上铡一刀。中国史学，不仅拿历史当镜鉴，还把它当作裁判。在中国史学传统内，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远流传。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