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以易服饰等来表示改革决心或统治象征之意向不乏例，中国就有“胡服骑射”、满清强令汉族男子蓄辫；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时也曾改服装，为改变俄罗斯人留大胡子的传统以向欧洲人看齐甚至征收“胡须税”；日本明治维新也曾推广欧式礼服，并设有专门机构教授官员欧洲礼仪……现在，有人认为这些纯属大可不必的“形式主义”；有人却认为这是统治者表示施政方向和决心的必要之举。究竟如何，见仁见智。但从中折射出的“传统”与“民族特性”的形成，却颇堪玩味。

凯末尔被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正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坚定的改革，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凯末尔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孙中山先生都对“凯末尔(当时译作基马尔)革命”深感兴趣，试图从中寻求有益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启示。

土耳其的前身是政教合一的奥托曼帝国，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过去。但在17世纪末，它却遇到来自欧洲的强劲挑战，尤其是1697年的山塔(亦译森塔)战役大败于哈布斯堡王朝，受到强烈震动(颇似中国鸦片战争)，开始正视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西方。这种灾难性失败，使奥托曼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开始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逐渐意识到这种失败与自己的制度有某种关联。但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进行得非常缓慢，一位力主改革的大将军被反改革的保守派处死，其尸体还被插上“教规和国家的死敌”的牌子。直到苏丹塞林三世(1761-1808)，才开始按欧洲方式组建一支新式军队，并在行政和军队组织方面进行一些改革。19世纪30年代，苏丹马赫默德二世在军事改革方面采用欧洲军事训练法，聘用了英国海军军官为海军顾问、普鲁士军官做陆军军事顾问。在行政机构方面，他将原来传统的机构改换成西方近代的政府各部，特别是设立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等官职。为了表明开放的决心，他命令官员要穿欧式西裤、大礼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穆斯林头巾也被废止，规定一律戴一种圆柱形无边毡帽。这种帽子由于没有帽沿，所以宗教祷告时前额照样可以方便紧贴地面。显然，这种帽子是穆斯林头巾与西式有沿帽之间的一种妥协，但它的推行仍因其“反传统”而遭到维护传统者的强烈反对，只是在国家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后才开始流行起来。

后来，土耳其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激烈斗争一直不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终在1908年爆发了要求君主专制立宪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最终在凯末尔将军领导下，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虽然凯末尔集种种大权于一身，但改革还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表示改革的决心，凯末尔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而要求戴礼帽、鸭舌帽等各种欧式帽。但近百年来，圆柱形红色礼拜帽已经成为神圣的宗教和奥托曼帝国的象征，几乎人人都戴。1925年初，凯末尔却发动了对礼拜帽的批判，8月，凯末尔本人头戴巴拿马帽到几个最保守的城镇视察，表示告别传统。为与凯末尔保持一致，政府机关忙向官员发放欧洲式大礼帽。11月，作出了戴土耳其礼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不满，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了公开抗议和骚乱，但都被凯末尔镇压下去，其中一些人还被处以绞刑。终于，有不少人开始戴各种欧式帽了。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鸭舌帽，因为在作礼拜祷告时可反过来把帽沿朝后戴，前额依旧可以贴在地上。这可谓“现代”与“传统”的接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