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泰先生对于历史事件的真知卓识，还见于片言只语里。我在书上随处能读到这样的话：“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天子万年，百姓花钱’！”“清代的皇帝除了未成年的孩子以外，都能打四分以上，就连西太后也是如此。而明代除开国的朱元璋、第二代朱棣等少数几个皇帝外，大多数不及格，但由于明代皇帝的不作为，他们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小。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官员缺了也不补，政治仿佛停滞了，但经济社会仍然发展。明末东南沿海的一些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东南一带士人思想的活跃，就与皇帝不管有关。”这样子把历史旁通于现实经验里来的讲说方式，就使叙说本身富于情趣，朗朗可观了。他经常有这些旁通性的发现。

记得他读到我描写大学生毕业分配的长篇小说《北京女儿》（中国三峡出版社2005年11月）时，曾感慨他们那一代分配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基本上是听命的，能够分出去都还算好的，那些被打为“右派”的人。他也是在读书期间就划为“右派”的，他还记得毕业前夕那半年就在为去向操心、忧虑。不分配却也不可以在家里呆着，靠父母养活，呆上三两个月，就有了上门的，让你去北京郊区或其他地方的农场务业。也因着这个社会不允许“失业”，取缔了形成“游民社会”的所有可能空间，农场“就业”的性质一直未变，渐渐的进到农场的人都要干到“退休”或“老死”。此段历史中的许多细节，连我这样对当代历史了解较多的后辈，都毫不知情，更别说其他人该受到怎样的遮蔽了。

学泰先生的经历却是被“劳动考察”过三年。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又是垂直的、刚性的、凝固的，每个人都在一个钢网里，作了“螺丝钉”，被控制得很彻底，人与人之间除了“组织”关系以外，再无了旁的关系，他们的前途和希望，就统统掌握在“组织”的手上。这对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来说，是相当适宜的，他们没有其它的社会性欲望与追求，在“组织”之内生活也就很够的了，除了少数亲戚需要往来外，他们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们不需要社会交往，不需要广泛接触，不需要功利性朋友，组织解决了他们的一切，他们就把一切交给了组织。那些在正常社会里都需要社会关系的人，失去了它们。连亲人之间都彼此不可信了。要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明显成就的话，那大概就是打破了这种刚性的社会结构，人们能够在横向上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多元化意识形成，历史为之振奋，回到亲情、人情的传统留恋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