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打散了原先铁桶一块的状态，但集权制度本身却没有丝毫变化，各个零件散开后，也只是围绕新的权力结构重新组合，并且是最直接、最赤裸化地结合，公开地“化公为私”，化得如此理直气壮，以至于两极分化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得不到有效制止，最终大概只能把整个社会拖进“乱世”。

我常常和王学泰先生聊天，很少见面，多是电话。对不少话题有着相同的兴趣与感慨。我觉得他对历史情有独钟，他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但他对历史的兴趣、贡献，似乎远过于文学，常常见微知著，在社会、文化表象里别具只眼，发现到历史的真相、社会的全貌。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意识到的。即使是历史界学人，也很难比得。大概是由于他多靠自学成才，少了学院派出身者视野的制约、局限，少了成见，而自成一路的缘故吧？

尝记得有人评价吴思先生对于“潜规则”、“血酬定律”挖掘的贡献，称说他功德无量，可为当之无愧的历史学家，对中国人思想、文化的影响，居功甚伟。这样的评价我特别认同。不过在我眼里，学泰先生系统推出的游民社会、游民文化理论，在学术地位上，也应达到优秀历史学家的标准了。我初读到他们的几部书时，都有醍醐灌顶的体验。前者说明了中国人做官、为人、处世的惯常方式，后者则揭示了隐藏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下，关键时刻真正左右到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游民”社会及其文化。为什么说中国历史的这半壁江山，在关键时刻，即就是历史转型时刻、改朝换代时刻，很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呢？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是超稳态形式的，打破它需要更加强硬的势力，一般人受家小之累，很难豁得出，只要有一点可以将就，他们就忍得天大的灾难、祸变，维持原状，得过且过。能够豁出去的只有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游民”，陈胜、吴广、刘邦、朱元彰、李自成、洪秀全等古代、近现代起义领袖，都有类似的出身——他们适时站了出来，一呼百应，各地“游民”纷纷响应，成了气候，相对比较老实、本分的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阶层，受其鼓动，随之跟进，于是王朝颠覆，变了天。但如果这样的社会基础不作根本的改善，所谓“变天”也仅是王朝换了姓氏，它可以姓李，也可以姓朱，可以姓毛，还可以姓王。水浒江湖式的侠义精神、“有奶便是娘”、“打到东京坐龙庭”等“游民”思想，就照旧大有用武之地（参见《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即将出版）。

在《中国人的幽默》（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一书里，学泰先生延续了自己对于历史、社会的洞穿性认识，把他在生活、读书过程里发现的各种幽默故事、幽默人物、幽默事件、幽默现象，触类旁通地进行了广阔的联系，结合现实，有所发明，让我们读后恍然明白其来龙去脉、原来如此，加深了我们对于社会、历史、文化事情的理解。那以后面对善意的、明亮的、滑稽的、献丑的、游戏的、作恶的、暗无天日的之类的生活“幽默”，我们大可不必惊诧，甜中能够随性同乐，苦中能够以苦作乐，难中能够与难浮沉，自娱自乐。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态度和方式。即使它可能是不对的，无关于“进步”、“发展”的，但是如此放达、超脱的态度，正是使生活变得有品节、有质量、可忍耐的惟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