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他们所在的公司领导平庸、缺乏效率,但仍然在全球拥有良好的业绩。对此,规模经济也许是最好的解释。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美国国内,业务可以大规模地扩张,当它融入全球经济时,就比其他国家的公司更有效率。例如在服务业方面,美国公司通常都大得惊人,而规模就是王道,要想打垮一家大公司是很不容易的。
反智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成本。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30年中,美国的汽车公司依赖营销手段而非良好的技术和质量来提高销售额。底特律汽车公司的总裁只对短期利润而非长期竞争力感兴趣。而日本公司恰恰相反,他们积极地投资于研发。美国的汽车工业正在萎缩,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尚不明朗。但是,这些公司收入丰厚的老总们是不会从自己的口袋里退回一分钱的。这个例子表明,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成本,企业精英们缺乏投资于长期收益的兴趣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尽管美国社会反智主义盛行,它依然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看到学生们头上戴着照相机,他们是媒体实验室的先驱并开创了互联网。我当时以为他们疯了,但他们改变了世界,甚至向我这样的人出售新股。我们赔了钱,而他们却变得富有。看看现在谁是傻子吧!
反智主义和创造性之间看似存在的矛盾其实并不难解释。美国社会是分散化和个人主义的。那些寻求创新的人在美国能够获得比在其他地方更大的发展空间。作为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我给本科生授课,发现他们的平均数学水平与这样一所技术型的大学并不相称。但是,当我攻读数学博士课程的时候,尽管班里大部分是外国学生,但名列前茅的依然是美国人。
美国人创造性的关键是个人自由,而不是迫使学生好好学习的社会压力。因此,美国在能力分布上存在着“肥尾”(fat-tail)现象。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拥有很好的技能,但是很多人——尽管只在总人口中占很小的一部分——却非常优秀并且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他们使得美国在技术和科学上不断进步。
尽管美国社会崇尚个人主义,但美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融入社会、与他人一致的愿望。这种愿望可能来源于美国的殖民根基。大部分欧洲移民者来自于社会的底层,并希望成为一个全新的、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将这一点体现在了宪法的口号上。同样,美国公司的雇员对他们上司的话言听计从,并时常重复公司庸俗的口号。不过,我提到过规模是美国公司最重要的优势,而雇员的忠诚度则是第二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领导平庸,美国公司依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