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更替，百姓涂炭。翻开一部二十四史，专制帝王象走马灯式的不断替换，几千年下来，所谓的“明君贤相”者能有几人？号称“一代明君”的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弑兄屠弟”，然后挟持父皇而取得了权柄。其后数年间，他在魏征的辅佐下，励精图治，从而坐稳了江山。开创了所谓的“贞观之治”。由于魏征屡屡犯颜直谏，遂使志得意满的李世民大为不满，就想把直言敢谏的魏征处死：“会须杀此‘田舍翁’”，所幸长孙皇后聪慧贤良，闻此立即盛装而贺，以一句“君明才臣直、家国之幸也”的巧妙规劝，及时劝阻了唐太宗，使唐太宗听了十分惬意舒服，才未酿成历史大错。才使得李世民成为世世代代歌颂的“一代明君”。再看看具有卓越才华的“康熙大帝”，也曾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苦乱翻书”而大兴文字之狱，并使这种文字狱贯穿于满清王朝始终，使民族文化遭受空前的浩劫。所谓的“明君”尚且如此，其它皇帝的昏庸无道和骄奢淫逸，也就可想而知。因此，纵有那凤毛麟角的明君、贤相，因权力的高度集中而不能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根本就不可能修正自身错误和完善自己。绝大多数专制时代的帝王将相，都在阴谋罪恶的权术泥沼之中越陷越深，给人民制造了多少血泪和苦难？在这种高度集权专制的制度下，没有哪一个专制王朝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矣”的悲惨命运。中国的古代的历史观，不是一个文明逐渐推进的历史观，而是一个“治乱循环、分合往复”的历史观。中国古代的社会，不是一个代际接力追求文明进步的社会，而是一个频繁振荡和反复破坏的社会。每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是百姓们尸骨成山、血泪成河。每一次金銮宝殿上的更换屁股，都是以文明成果的毁灭为代价的又一次“从零开始”。每一次都是“赶走了虎豹，迎来了豺狼”。百姓们的尸骨和血泪，都被“社会精英”变成了制作新皇冠的材料。在这种争权夺位的白刃翻飞之中，社会没有因此获得丝毫的进步，民生没有获得丝毫的改善，每次都是“打破原有的坛坛罐罐，烧掉原有的建筑，一切又从头开始”。张养浩一曲悲怆苍凉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颇能道破其中玄机：“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踯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专制官吏将统治人民形象地说成是“牧民”，地方行政长官则称之为“州牧、郡牧”等。一个“牧”字，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把辖下人民当牲口看待的心理。因此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朕即国家、朕即法律”。强烈的征服占有欲，使他们变得自负和狂妄，所以他们就天经地义的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这就是中国皇权思想的典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