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讲“大智”、“大知”，我们可以拿韩非、商鞅作代表。在韩非的理论系统中，“小智”即是不“圣”不“通”之智，其不“圣”不“通”的表现，就是“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简言之，就是因小失大、鼠目寸光。以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民智”一词在韩非那里不是指“人民之智”或“百姓之智”，而只是“小智”的一个代名词。“中央”欲“厚民产”，“民智”以为“酷”；“中央”欲“禁邪”，“民智”以为“严”；“中央”欲“实仓库”、“备军旅”，“民智”以为“贪”；“中央”欲“禽虏”，“民智”以为“暴”。凡此之类，足证“民智”是见小而失大、见近而失远的一种智，足证“民智之不可用”，至少足证“民知之不足师用”、“民智之不足用”。说“民智之不可用”，确有“反智”嫌疑；说“民知之不足师用”或“民智之不足用”，却不能断然判为“反智”。“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韩非子·显学》）一句话，明白表达出韩非的追求：“小智”不足用，所以要“求大智”；“求圣通之士”就是“求大智”；因为“大智”正是以“通”为特色的。他还讲“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就是认为国家应当让有智慧有知识的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华，国家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进行决断，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才能够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这是一种“大智慧”。商鞅也有一些主智、主知的言论，如他讲：“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而知万物之要也。”（《商君书·农战》）又讲：“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商君书·靳令》）“知万物之要”、“知物之要”明显不是“反知（智）”的言论，至多只是反“小知”、“小智”。商鞅想要说明的是，圣人、开明的君主之伟大，并不在他们能够将天下万物全部都认识到，而在于他们能掌握万事万物的要旨，假如圣人、开明的君主能够掌握万事万物的要旨，他们就能够将天下治理好。

我们在现代社会研究“大智”、“大知”观念，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中国有没有知识论的问题。以“小智”、“小知”为基础，可以构建一种知识论；以“大智”、“大知”为基础，也可以构建一种知识论。中国古代思想家，既有“反智”的言论，又有不“反智”的言论，好像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只要我们区分大知与小知，这些矛盾的言论就可以很好地得到理解。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知识论，其实中国有中国的知识论，可以称为“大知识论”。西方的知识论只是人类全部知识论中的一种，不能说没有西方式的知识论，就是没有知识论。第二，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中国知识论的发展脉络。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大知思维”和“小知思维”的对立。在这个对立中，“大知思维”一直居主导地位；明末清初，西方科学思想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大知思想才渐渐地萎缩，但也为迎接西方思想做好了准备。因为如果仍旧沿着大知的思维方式走下去，西方的科学思维将不能够为我们所接纳。这不仅因为传统社会视科学为“雕虫小技”，而且在大知的审视下，科学思想属于小知，属于不被人们重视的知识。第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弄清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看重的知识，是一种能够打通各科学的、贯通的知识。西方近现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都是“小知”、“小学”；“大知”、“大学”是超越具体“科学”的，超越的方式就是“打通”。换言之，“大知”与“大学”所追求的，是通行于天界、地界、人界的“公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领域、某一层次、某一时段的所谓“私理”。这恐怕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第四，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追求。中国文化关于大人人格的观念，本质上包含“大知”、“大仁”、“大勇”三个层面。“大知”是根本追求之一。我们不能因为大知只是一个理想，就否定它的价值。对大人理想的追求和对大知的渴望，在现代仍不无它的时代意义。世界上也许永远找不到几何学意义上的圆，但人类可以一步一步寻找到接近于、类似于几何之圆的圆，人类会通过自己的努力逼近理想圆。中国文化对大知的追求，就是要找到一个理想中的几何之圆，找到一个超越学科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也许不存在，但努力追求它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