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方面讲“大智”、“大知”，我们可以举荀子与张载作代表。荀子讲：“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知之在人”是讲“私理”，“知有所合”是讲“公理”；“私理”为“小”故有“知”之名，“公理”为“大”故有“智”之名。荀子又撰《解蔽》篇，专门论列“小知”之“偏”;又以“曲知”指称“小知”，认为任何一门具体的学问都存在偏颇，都只看到了“道”的一个方面，都是有“蔽”的。在张载的理论中，“德性所知”就是“大知”，“见闻之知”即是“小知”。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见闻之知”是“蔽塞”于某一领域、某一层次、某一时段的，故不能“大”。若能冲破“蔽塞”而“打通”各领域、各层次、各时段，就是张载所谓的“神化”。他认为“智力”指“小知”，“穷神知化”的功夫决不是“小知”所能勉强为之的（《正蒙·神化》），“知化”就是“以大知去打通”。“穷神知化”一段话，就是强调“大知”对于“小知”的优先地位的。他又讲到“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正蒙·大心》）的知，这种知实际就是“德性所知”，就是“大知”。“小知”是“合内外于耳目”，以为“耳目有受”即是“有知”；殊不知这样的知只是一“偏”之知、一“隅”之知、一“方”之知。

道家方面讲“大智”、“大知”，我们可以拿老子、庄子作代表。我们解释老子所说“恒使民无知无欲也”、“绝圣弃知”、“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之类的话的关键，就是要区别“大智”与“小智”、“大知”与“小知”。老子反“小智”、“小知”，所以他有一个“反智论”；老子又主“大智”、“大知”，所以他又有一个“主智论”。老子讲“使民无知”，是无“小知”；讲“绝圣弃知”，是弃“小知”；讲“民多智慧”，是多“小智”、“小慧”；讲“将以愚之也”，是让民获取“大智”，因为“大智若愚”；讲“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是以其“小知”；讲“以知知邦”，是以“小知”治邦；讲“以不知知邦”，是以“大知”治邦，“大知”的特征是“不知”。庄子则提出了划分两种知的标准，他用“知有所待”（《庄子·大宗师》）来指称“小知”，待就是条件，就是前提。他又用“知无所待”来指称“大知”，无待就是无条件，就是无前提；而无条件、无前提的知识，就是“大知”。简言之，“小知”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时效；而“大知”却能超越一定的条件、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时效。庄子特别强调“大知”对于“小知”的优先地位。他批判世人局限于“小知”的立场，认为那是尊“小知”而弃“大知”，他称为“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庄子·则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