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密造像藝術初探
时间: 2014-06-21 14:50 来源： 点击:
川密造像藝術初探
李巳生 四川美術學院教授
提要 東漢時，具有佛像特徵的造像已雕刻在四川樂山的崖墓中。密教造像起步於南朝齊、梁，繁榮於唐宋，歷經雜密、純密、晚期密教、持續不斷發展演變的進程。安史之亂，中原密教漸趨衰微之時，從中原、滇、藏，密教入川，顯密相涉，佛儒道交融和與周邊地區文化的交流中，產生具有本土特色的教派和造像群。不少造像極富想像，凝聚世俗之美，展現其多元性、豐富性和獨創性。本文據造像記以及有關文獻資料，試圖探索其發展演變的趨勢和藝術特色。
關鍵詞：1.川密造像 2.顯密相涉 3.佛儒道交融
【目次】
一、引言
二、南北朝至初唐
（一）顯密共奉，初露雜密
（二）禪密兼修，引密入禪
（三）菩薩裝佛與密窟
（四）外地風格的影響
三、盛唐至前後蜀
（一）大造密壇曼荼羅
（二）顯密造像並列或相涉
（三）雕繪並舉，相得益彰
（四）南北交流，競放奇花
四、北宋南宋時期
（一）密壇曼荼羅的新天地
（二）顯密相涉，佛儒交融的造像
（三）中心寺院和支院
（四）佛儒道相融的造像
（五）宋代佛教石窟雕塑藝術的峰頂
1.傳神寫心，包容無礙
2.不仿前人，交流創新
五、結語
附錄：四川密教造像題記年表
一、引言
印度密教經咒三國時已傳入中土，魏晉造像僅見於雲崗石窟和敦煌石窟，以及南朝繪畫中。四川成都地區南朝齊梁造像中微露雜密色彩，武周始以毘盧佛或彌勒佛為主尊，造菩薩裝龕窟，揭開純密造像的序幕。盛唐至前後蜀大造祈福、禳災、護國儀壇諸尊密像，在與周邊地區交流中，不同教派進入四川，造像藝術在趨同變異中繁榮鼎盛並醞釀具有四川地方文化特點的教派產生。進入兩宋，理學興起，佛教諸宗相涉，佛儒道交融更趨深入開花結果。在由顯入密、佛儒融合、孝親忠君的寶頂山道場造像群中，展現晚期密教藝術的彩霞。四川密教遺宏富多姿，從不少有造像名目和紀年的鐫題與造像及有關文獻對照，可透露出經雜密、純密以至晚期密教造像在四川發展演變的趨勢，大體勾劃出輪廓。今抄錄已見造像題記，聯綴造像遺和有關文獻，略加述。
二、南北朝至初唐
（一）顯密共奉，初露雜密
東漢至南北朝，梵華僧侶往來天竺，佛教盛行，雜密經咒隨之流布出現含有雜密色彩的造像。赤烏四年（241年）康僧會到建業設像行道，曹不興摹寫「西國佛畫」被譽為「佛畫之祖」。東晉戴逵父子曾造無量壽佛並觀音菩薩，又造彌勒佛。南齊陸探微畫面黃獠牙，金甲持幡踏獅神像，張僧繇畫行道天王，盧舍那佛，四菩薩，又畫孔子十哲像。北魏孝文帝初鑿雲崗石窟第7、8雙窟與敦煌莫高窟西魏大統四年第285窟中，各雕刻或圖繪有廣頭多臂、形象詭異的神像。
四川地區雜密造像起步稍晚，出自成都、新都、綿陽、茂汶一帶，元嘉至北周的多件造像中，數件疑與雜密有關。例如：綿陽東漢平陽府君闕被鏟去圖像又重新刻上的觀音龕，在成都府河出土的一件造像上有「大同元年（535年）邑子吳氏泰造光明佛一尊供養」鐫題。佛典稱：「毘盧遮那佛太陽之異名，除暗遍明之意譯，真言教之教主。大疏一云，梵音毘盧遮那者，是日之別名，即除暗遍明之義也。」[1] 河南安陽東魏武定四年（456年）大留聖窟中造盧舍那佛居中，左彌勒右阿彌陀佛，窟壁鐫題「張岫造日光佛」。[2] 法身毘盧遮那佛，報身盧舍那佛同為密教與華嚴的教主。成都萬佛寺藏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脅侍四菩薩、四比丘、二明王、雙獅雙象及博山爐。鐫題「中大同三年……敬造官世菩薩一軀明口天遊神淨土口口兜率供養口佛……。」（圖1）另一件，成都商業街出土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二菩薩脅侍的龕像，鐫題「齊建武二年歲次乙亥荊州道人釋法朗為七世父母師徒善友造觀世音成佛像一軀願生生世世永離三塗八難之苦面都請諸佛彌勒三會……」，龕後線刻交腳彌勒及供養人，萬佛寺觀音龕後線刻佛坐蓮台。據兩龕造像和鐫題及有關經文推測：
1、《妙法蓮華經·普門品》：「觀音菩薩有神通力，應諸眾生所求，無處不現，無苦不拔」，「此觀音已證妙覺，雖居果位，不捨因行，乃已成佛。」東晉竺蘭提譯《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觀世音菩薩恒以大悲憐憫眾生一切，救濟苦危，汝今應當五體投地向彼作禮。」兩經兩龕均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顯密共奉。
2、川西茂汶出土「南齊永明三年（484年）造無量壽當來彌勒成佛二世尊像，成都西安路出土南齊「永明八年（490年）……彌勒成佛像一軀。」萬佛寺藏約五世紀造「彌勒下生經變」石刻（圖2），反映了當時對立志成佛救眾生苦難的觀世音及施樂於人間的彌勒信仰和追求，無量壽，彌勒，觀音顯密共奉。
3、彌勒信仰早於觀世音。東漢支婁迦纖譯《道行般若經》中已含雜密思想，有彌勒信仰內容。[3] 《彌勒下生經》所說「兜率天」、「閻浮提」淨土，都不脫離「欲界」。彌勒下降「閻浮提」龍華樹下成佛，於華林園中三行法會，普度眾生，建人間佛國。與之相應，密教重現實利益，不離世間成佛，建人間淨土。觀音、彌勒均位於曼陀羅中，更有「大日彌勒同體說」[4]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為「雜密聖觀音法，密教經典諸尊法的嚆矢」。[5] 南朝齊梁懺法盛行，以觀音菩薩為本尊，依經請觀音，誦密咒，消伏毒害。
成都萬佛寺和商業街的兩龕觀音造像，均以觀音為本尊，涉及「兜率」、「彌勒三會」，建人間淨土。觀音彌勒並奉，顯密相涉，含雜密造像的色彩。
（二）禪密兼修，引密入禪
隋文帝立國，普昭天下營造經像，建寺立塔，重定門，大開習禪風氣，通行設齋，修懺，祈願，持律。有的禪僧兼習密咒引密入禪。鑿於北齊天保年間（550-555）的安陽小南海石窟，僧稠禪師建。窟內設盧舍那佛、阿彌陀佛、彌勒佛，窟門刻金翼鳥、虎頭人身像。隋開皇九年靈裕造安陽大住聖窟，窟內除設小南海石窟中三佛外，更刻千佛、三十五佛七佛、二十四傳法聖僧，各有提名。窟門刻那羅延神王、迦毗羅神王，窟名「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僧道場在鄴都講《智論》，傳持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6] 可能是供禪定觀想，修菩薩行經五十二階位，達到「妙覺」極位，自覺覺他圓滿成佛。一說：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上：「是印度Sarnath與Ajanta等與西紀第五六世紀頃作風之流裔也。（一根數莖乃至數十莖之蓮座佛）今山西天龍山北齊時代之造像即以此為藍本。」[7] 北齊曹仲達傳寫流布。《高僧傳》載：道場、僧稠均大弘禪業，神異奇聞名當世，「道法專經禪業也時行神咒」；神秀禪系義福弟子優婆夷未曾有，「嘗以諸佛秘密式是總持，誦《千眼》、《尊勝》等咒」；「長安四年（704）梓州僧釋清惠在少林寺坐夏，於山頂佛堂，念十一面觀音神咒」。大業元年（665年）天竺曇摩拙義「至成都雒縣大石寺，仰首望天，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為十二神於寺塔下」。大業五年（670）造巴中西龕第16號窟，主像已毀，殘留天龍八部、天王、力士、以及雙頭人物浮雕。門楣浮雕五佛，飛天伎樂圍繞，裝飾華麗，雕刻精美，似含密教色彩。
（三）菩薩裝佛與密窟
唐初，玄奘、義淨返長安，譯經含有密咒。「永徽二年（650年）阿底瞿多據《金剛大道場經》撮要，抄錄成《陀羅尼集經》十二卷，其中有佛部、觀音部、金剛部和雜部，有佛頂法、彌陀法、觀音法以及彌勒、地藏、摩醠首羅天、那延羅天、四天王等」。密教以毘盧佛為最尊至上的根本佛，諸佛菩薩釋迦、無量壽、彌勒、觀音、文殊、普賢、藥師、地藏以及金剛力士諸天，各以自性輪身，正法輪身，教令輪身分別列入曼荼羅中。有貞觀四年（630）鐫題的茂汶疊溪點將台造多龕彌勒像，造「釋迦藥師龕」、「救苦觀音龕」。貞觀八年（634年）梓潼臥龍山巨石上一面有碑文：「僧道密造」「阿彌陀佛並五十二菩薩」，浮雕西方三聖左右五十二朵蓮花上坐諸菩薩。其餘三面造彌勒佛、盧舍那佛、千佛各一鋪。大約永徽至顯慶（651-660年）大足尖山子崖群中造阿彌陀佛五十二菩薩，彌勒等龕，與之相近年代的法華寺石窟中，第8號龕造像鐫題：「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地藏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可能造於初唐。龍朔三年（663年）通江千佛崖「阿彌陀佛龕」中浮雕五十二菩薩並地藏、龍樹二密像，顯密共奉。
菩薩裝佛的出現，開啟了雜密步入純密的進程。玄奘《大唐西域記》：「瞿薩旦那國（即于闐，今之新疆和闐）勃加夷城……有佛像，高十餘尺，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對照。」建於西元第四至第八世紀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中的「裝飾佛陀，頭戴寶冠，紮有髮帶，頸佩瓔珞，著雙山衣，可能即是後來大日如來的前身。」[8] 「金剛界大日如來似菩薩，作天人狀，頭垂髮，戴五智之冠……胎藏界大日如來如菩薩形，頭如髮髻狀如冠形。」[9] 密教以大日為首的五佛均著菩薩裝。貞觀十九年，玄奘至西域返長安，曾攜回「擬婆羅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一軀，似第六世紀鹿野苑出土的釋迦如來初轉法輪像。佛座背屏左右側，浮雕奇獸鱷魚之頭形，如密經所說「六挐具」圖，其母形可追溯到印度紀元前一世紀的山奇大塔東門楣浮雕，作為佛的象徵菩提樹左右圍繞著怪異的獸群。類似以上的圖像也雕刻在武周石窟中：蒲江飛仙閣第60號龕造菩薩裝佛，脅侍二菩薩及著異族服裝的侍者二身，鐫題：「永昌元年五月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一龕」，為最早有紀年題記菩薩裝毘盧佛，或彌勒佛的密像。與此龕主尊同為菩薩裝佛的第9號龕，龕中組合脅侍佛側菩薩、比丘、和著異族服裝的侍者天王、力士各二身，龕附近殘留「稚州平羌府校尉……」鐫題，[10] 佛座背屏上浮雕「六挐具」奇禽怪獸，菩提雙樹間浮雕天龍八部。與之類似的密鑿造在廣元千佛崖景雲至延和（710-716）年間造「菩提瑞像窟」（圖3），更於右壁浮雕十比丘，左壁持香爐，合十，吹排簫，擊鼓，打板的樂隊一組。造像碑文中有「天后皇帝」等字，後蜀裝彩題記稱主尊為毘盧佛。另有蓮花洞三壁各造一佛，右壁佛著菩薩裝，鐫題「唐武后大周萬歲萬萬歲」。
以上菩薩裝佛龕均出自武周時期。「武則天崇佛道，重瑞應，符瑞圖懺為上下所同好，自後秘密之風盛行」、「載初三年（691年）沙門懷義、法朗等造《大雲經疏》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11] 於是造彌勒佛之風盛行。貞觀十二年（638年）武則天曾隨父駐壁州（今通江縣），龍朔三年「奉詔造像碑」與「阿彌陀佛龕」一併鑿造在通江千佛崖。
（四）外地風格的影響
兩漢之際，四川境內無大戰，國富民殷。東漢時具有佛像特徵的造像已雕刻在四川樂山等地崖墓中。魏晉四川地區戰亂不止，人口大幅度下降，益州流民十餘萬戶遷往荊州，[12] 仍有不少求法僧侶，不畏艱險翻越高山大河往來天竺與四川，劉宋時四川漸趨安定。《南史》記載：天監十三年（514年），梁武帝授武王紀為益州刺史，「南開甯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角渾，內修耕桑鹽鐵，外通商賈之利」，腰纏百萬的富商在此出沒，西域商人何妥「事梁武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續高僧傳》卷25釋僧先「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行賈達於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新城郡牛頭山。」南齊梁初（494-579）僧付、惠韶、釋民達等入蜀，惠韶應武陵王邀，令講請觀音。《南史》列傳十三記：天監（502-519年）中張僧繇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太清初（547-549年）在成都為武陵王紀畫像。「位於西南交通樞紐的成都，既是商賈貿易的大都會，又是傳播佛教藝術的通途。當時成都佛事之盛僅次於建業和荊州。
「米芾《畫史》記張僧繇『畫宮女面短而豔，畫胡僧蕃奴詭狀殊形，奇形異貌，殊方夷夏，皆參其貌，』造型處理工整之中兼有粗放寫意韻味。其畫風也顯示在成都萬佛寺南朝造像上。菩薩造像清麗瀟灑，面短而豔，衣薄貼體飄逸，天王蓄髯形象怪異。齊梁時梵僧多來自扶南、占婆、東南亞藝術將精神與肉體、崇高與怪異相結合的特點與南朝畫風融為一體」。[13] 萬佛寺有的菩薩佩華麗的長瓔珞，扭身聳臀，薄衣貼體，顯露出肉體之美，妖冶的風姿，在深篤的宗教感情中蘊藏著神秘的異域氣息。南朝文學藝術名家輩出，《南史》崔祖思傳：北魏孝文帝曾派譴使團往建業、工藝名家蔣少遊「圖畫而歸」返洛陽，「青州、四川造像受南朝影響」。[14] 南朝造像遺罕見，精品盡出自成都，「除規模無法與北朝抗衡外，但就藝術造詣而論，與北朝相較並無遜色。[15]
隋帝崇尚佛道，鑄金銅像不計其數，文帝將南陳所藏書畫八百餘卷遷回珍藏，煬帝派杜行滿出使西域。大業五年楊廣去河西，出巡張掖、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國，西域諸胡男女歌舞迎謁於道。隋末唐初，玄奘大師因關中事亂，高僧多避居蜀郡，乃轉而之蜀。[16] 貞觀十七年至龍朔三年（643-663年）王玄策四次經吐蕃出使西域，雕繪巧匠宋法智隨行，攜回聖和佛像，唐京道俗竟相傳摹，「菩提雙樹下彌勒圖」，可能傳摹流布四川。四川石窟初唐至盛唐的廣元、巴中、通江以至蒲江等地龕窟，菩薩裝佛坐菩提雙樹間，浮雕《六挐具》圖於佛座背屏上，奇禽怪獸較龍門石窟樹下彌勒圖變化更為多樣；壁頂和樹間天龍八部，飛天在漫天花雨中翺翔一如敦煌壁畫。隋至初唐菩薩豐腴多姿，微扭腰身，佩華麗的長瓔珞。衣褶處理如畫師運筆，轉折起伏，連綿不斷，有繪畫韻味。初唐蒲江，廣元造像中鼓樂圖、異族侍者採自世俗，雕塑精美不亞龍門石窟。川北廣元、通江造像可能是長安畫樣的變體，開龕鑿窟出於武后旨意。川西南：「蒲江的寶冠佛及其寶座源自波羅模式。印度造像到達四川，通過緬甸和雲南……四川工匠用自己的理解來處理外國模式，以便適應本地的口味，四川藝術在接受外來影響方面，從未成為被動的鏡子」。[17] 《法苑珠林》卷29：「依王玄策行傳云，西域瑞像無窮……除行傳外，范長壽別撰西國記六十卷，中國畫四十卷，今不傳」。四川的地理位置，繁榮的經濟文化，有利於通過多條渠道，吸取外地營養與本土文化相交融，創造出多元揉合、異彩紛呈、富於地方色彩的石窟藝術。從貞觀至開元出現的上述造像上可見四川與外地在佛教藝術上的交流和影響。
三、盛唐至前後蜀
（一）大造密壇曼荼羅
密教系統譯經和正式傳授，始於開元三大士入長安，蓮花生進吐蕃，阿叱力到南詔。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譯經、建寺，造像，設壇灌頂，祈福禳災，廣為四眾授法。所譯經典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卷，收入大藏，依經造像壁畫雕塑遍南北寺院石窟中。
四川地區依密經造像活動進入盛唐逐漸增多，迄至前後蜀，主要分佈在川北、廣元、巴中、通江，川西南樂山、夾江、丹陵、仁壽、蒲江，川東安岳、大足、合川等約五十餘地區。盛唐依密經造藥師佛作為主尊、脅侍二菩薩二力士，以及雙獅共一龕，《始寧縣誌》：鑿造於「巴中始寧寺後，精美絕倫」（圖4）。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開元初，成都妙積寺有尼魏八師，常念大悲咒……僧法成自言能畫，劉意兒常合掌仰視，然後指授之……後塑先天菩薩像凡二百二十四首，首如塔式……先天菩薩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分三卷往上都流行」。安岳臥佛院千手觀音像可能造於此時，開啟了四川地區大造密像的先河。
天寶十五年至乾符二年（756-875年），吐蕃、南詔侵擾川西南地區，歷時一百二十年，直至晚唐乾寧，光化（894-898年）大造祈福、禳災、護國的儀壇尊像。千手觀音，毘沙門天王造像常在龕群中占主要位置引人注目，造尊勝經幢較為普遍。地藏十王，如意輪觀音，珂勒帝母，行道高僧，相繼鑿造。仁壽牛角寨彌勒大佛側壁造毘沙門天王，樂山凌雲崖大佛兩側崖壁下，左右二龕護法神，高冠長裙、飾瓔珞如密像。巴中南龕中造毘沙門天王與觀音，榮縣羅漢洞造毘沙門天王與尊經幢等多樣組合造像。唐末天下大亂十國分離，四川相對安定，前後蜀仍造像不斷。鑿窟開龕主要分佈在川東大足、安岳、合川、資中、樂至、廣安等地。大足造像成群集中，內容與形式較具代表性。觀音地藏或觀音地藏十王多龕造於此時，尤以地藏小龕較多。永平五年（915年）造大威德熾盛光佛並九曜，廣政十七年至十八年（954-955年）造藥師琉璃光佛，八菩薩、十二神王、十佛、地藏，尊勝經幢共一龕（圖5），類似藥師龕也雕刻在資中、安岳等地。樂至報國院造「大悲千手觀音與觀經變」，白衣觀音與地藏組合。
（二）顯密造像並列或相涉
中唐巴中一佛五十菩薩圖中或有地藏尊像，或與彌勒、觀音共刻在一處。通江佛日崖造雙身或三身彌勒佛與地藏觀音並列，邛崍石筍山、丹陵劉嘴、鄭山，將千手觀音龕與觀經變龕並列，為了祈福現世及彼岸。在資中、夾江、邛崍等龕群中可見千手觀音、毘沙門天王、維摩、觀經變、華嚴三聖等顯密造像共一崖壁。尤其是石筍山龕群，龕窟排列規整，似有意安排，以示顯密並奉，僧人顯密兼修。「唐代僧侶大多兼習諸宗，而律宗與密教似尤多關聯」，[18] 日本臺密宗師「最澄……大師在唐一年，其所學法門遍及圓、密、禪戒諸宗，稱之為四種傳承」。[19]
（三）雕繪並舉，相得益彰
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建成都大聖慈寺。宋．李之純，《大聖慈寺畫記》：「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總九十六院、樓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諸夾紳雕塑不與焉。」以朝廷待詔及長安畫壇名家為主的畫壁多屬密教。諸如：孫位畫「行道天王」仿張僧繇「戰勝」，趙公祐畫「天王部眾」，范群畫「鬼子母」、「水月觀音」、「大悲變相」、「八明王」「藥師像」，盧楞迦畫「行道高僧」，辛澄畫「五如來同坐一蓮花」、「如意輪菩薩」、「泗洲大聖」，張南本畫「孔雀明王變相」，杜齯龜畫「毘盧佛」、「十二面觀音」，趙溫奇畫「千手觀音」、「北方天王」，蜀人左權畫「千手眼大悲變相」，仿吳道玄「地獄變相」……。天福年（936-943），雍州趙德玄入蜀，攜來梁、隋、唐名畫百本。後蜀孟昶設立畫院，《五代名畫補益》記當時名畫，雕繪巧匠以四川較多，繪畫藝術與南唐抗衡，不僅是全國兩個繪畫中心之一，也是密教造像最活躍的地區。廣元觀音崖鐫題：鑿窟造像「召善鑿之良工，訪精能之巧畫」，綿陽西山觀石窟壁有大聖慈寺名家張南本題名。壁畫名目常見於石窟，「名目雖同，形狀無一同者」，寺院壁畫與石窟雕刻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四）南北交流，競放奇花
四川地區大造密像之時，有曾受金剛智灌頂的中書侍郎杜鴻漸，[20] 永泰二年（766）兼劍南節度使「統轄四川」；[21] 成都唯上受業於慧果；天寶時，嘉州（樂山）凌雲山上建烏尤寺、鑄烏尤像（濕婆妻烏摩為密教主尊之一）；[22] 大曆年間（767-779年）長安章敬寺僧馬采到邛崍造像弘法；會昌七年（841年）當吐蕃藏王滅法時，有藏饒薩等滿載律藏到西康設壇灌頂至後弘期返回；永和七年（837年），曾在河南金闕（谷）寺出家受灌頂的洪照師入蜀，住綿州大安寺，其門人修持三密，設壇降魔，真言驅邪，咒水治病救人，於山崖造鬼子母尊龕；[23] 眉州知玄，曾習瑜伽法門，大中年間返川，著有《慈悲水懺法》，僖宗賜號「悟達國師」。大中九年（856年）嘉州柳本尊專持大輪五部咒，設道場於嘉州、成都、金水一帶，自殘肢體供佛，咒水治病驅邪，為人治病，受到前後蜀主的嘉獎，為南宋趙智鳳建寶頂山道場推出教主。柳本尊似吐蕃甯瑪派單傳咒師，為人誦咒驅邪治病如洪照師門徒，蓄長鬚同南詔「梵僧」。西昌昭覺地區屬南詔、大理政權範圍時，在昭覺造南詔阿叱力教道場，祈福驅邪，禮拜南詔君主：四川密教造像受到南北地區多元影響。
《益州名畫錄》：「蓋益州多名畫，富視他郡，謂唐二帝播越，及諸侯當事之秋，是時畫藝之傑者遊從而來，故其規格楷模無處不有」。石窟造像與之相同，不少精品，顯然出自名家手筆，可追尋名畫圖像的佈局和造型的筆蹤。四川唐五代時期造像活動多與周邊地區交流發展演變呈現新風。安岳臥佛院開元間造千手觀音立像，三頭六臂其餘手線刻壁上，如龍門石窟東山造像。中唐邛崍石筍山等地千手觀音結跏趺坐於多級蓮台，除四十手外，其餘手規整排列於多層同心圓中向外輻射，二十八部眾排列左右。晚唐大足，資中造千手觀音像善跏趺坐，下跪豬頭人身、象頭人身及一貧一富人物，仰首望菩薩手中的甘露、金錢，類似圖像可見於敦煌壁畫。丹陵鄭山，劉嘴的千手觀音龕構思奇妙，技法精湛，菩薩身側浮雕如意輪觀音四臂，六臂、多臂變體圍繞。天王站立龕門，帝釋和二十八部眾、水神、火神、風神、地神以及守護持咒一切天龍鬼神眷屬近百身，分為左右二組，成群結隊，各持器杖，揮臂吶喊，簇擁為首者聚集觀音菩薩座前（圖6）。令人聯想到《益州名畫錄》記：「孫位仿潤州張僧繇畫壁《戰勝》，天王部眾人鬼夾雜，矛戟鼓吹，縱橫馳突，交加戛出，欲有聲響。」石筍山造千手觀音像龕，雕刻半裸、大乳、鼓腹的婦女，有身披大衣如彝族「卡爾瓦」者世俗人物。
唐天寶七年詔諸道節鎮所在州府，於各城西北偶置毘沙門像，元和時（806-820年）資中北崖「毘沙門天王頌」天成四年（929）造像碑中，記抗南詔兵入侵成都，毘沙門天王大顯神力事。四川各地造毘沙門天王像單身最多，有的同一崖壁多達三或四龕，體態造型和服飾有變異。內江龍翔山一坐式像畫樣可能出自長安寶應寺唐代名家韓幹壁「側坐毘沙門天王圖」，仁壽牛角寨彌勒佛側壁毘沙門天王戟上掛旗，手托佛塔，服飾均與南詔、敦煌造像相同，形象特殊或有可能傳自吐蕃。石筍山造像高達四米，足踏地神，同一圖像與大黑天神雕刻在雲南石鍾山八明王側。大足北山晚唐造毘沙門天王腳踏三夜叉、諸藥叉、羅剎以及男女眷屬擁立左右，人物造型、構圖佈局類似敦煌「天王渡海圖」（圖7）。
四川石窟中最早有紀年的地藏十王圖，鑿造在綿陽魏城龕群中，中和元年（881年）造此龕，地藏座前雕刻七身閻羅王坐案後及罪人受刑圖，鐫題設七齋供七佛水陸懺文。廣明年間（880年）內江一龕地藏十王兩司及罪人過堂量刑圖（圖8），似南宋寶頂山道場地獄變的雛型，與敦煌莫高窟地藏十王木板畫類似。[24] 莫高窟五代宋初寫經卷子《佛說十王經》題：「成都大聖慈寺沙門藏川述」。唐五代時期四川石窟造像與敦煌莫高窟多有趨同，造像時間大致同步，交光互影，脈絡相通，同受中原影響或彼此交流。敦煌、南詔、吐蕃與四川地處西南，鄰近邊陲。成都地扼北方絲綢之路與南方絲綢之路的樞紐，多條道路在此交錯。東順長江至江南入南海；南下滇、藏進天竺；北上長安，東去洛陽，西過河西走廊，出敦煌通西域；或由川北松茂沿青海黃河南，與河西走廊南北並行的「河南道」出敦煌。川、滇、藏、甘地區佛教傳入最早，造像持續時間最長，交流往來最為活躍，敦煌莫高窟與吐蕃寺院壁畫，塑像以及遍佈四川各地的石窟群和南詔石寶山等多處造像密教壁畫與雕塑藝術遺最為弘富輝煌。在四川西昌地區的昭覺縣通往南詔的古道深山密林中，此地屬南詔政權範圍時，開創了一座密教道場，祈福驅邪，禮拜諸佛菩薩，梵僧和君主。道場面積約四百四十平方米，在十六座巨石上，以陰紋線刻略有起伏的雕刻手法，雕鑿佛、菩薩、明王、梵僧、佛涅槃圖，以及男女生殖繁衍圖及漢式、梵式佛塔，巨石上殘留漢文咒語。可見，滇、川、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影響（圖9）。在高約九米寬十七米的崖壁上，雕刻南詔王出行圖，南詔王及其隨從六人，握繮躍馬奔跑，人物形象和犬馬動態相當生動，諸佛、菩薩、明王及人物的造型技法顯示出濃郁的地方風格。盛唐至中唐，菩薩多濃麗或俊秀，衣褶處理出現了吳道子所創「蒓菜條」，其勢圓轉，衣服飄舉。晚唐菩薩體態端嚴，服飾簡淡，「吳帶當風」的韻味已漸消失。中唐經變中人物、護法部眾、鬼神「奇異狀」、驚心動魄。天福中（936-943年）釋貫休入蜀，大足前後蜀造像集中在北山，羅漢和千手觀音龕像上，透露出禪僧寫意風格，以大刀闊斧的手法處理，雕塑技法正在醞釀新的變化中。盛唐至前後蜀，四川不少密教造像雕刻精湛，神韻足，品格高，展示本土風格，精品最豐，與敦煌石窟壁畫競放奇花異葩，美不勝收。
四、北宋南宋時期
（一）密壇曼荼羅的新天地
趙宋王朝在與遼、金、西夏、大理、吐蕃諸政權的對峙中，時戰時和互通有無，彼此交流，經濟文化發展超越隋唐五代，躍居世界前列。自宋初印僧天息災、法天傳佈新譯密經，施護、法護等十五人，也相繼譯出新經，兩宋共譯經284部，758卷，其中密教典籍最多。印度晚期密教傳入，理學興起，佛教諸宗相涉，儒釋道交融，迅速在南北各民族地區傳播，產生了複雜的派系，密教藝術隨之發展演變。晚期密教尊師重口傳，阿闍力派系不同，對顯密經典和曼荼羅的解釋各異。以大足石窟為代表，題材內容豐富龐雜，藝術表現形式變異多彩，展現一片新天地。
大足石門山，北宋紹聖年間（1095-1098年）已造水月觀音、孔雀明王、珂勒帝母。靖康之亂，宋室南遷，紹興年間開龕鑿窟連年不斷。水月觀音、孔雀明王、珂勒帝母，不空羂索觀音、數珠手觀音、如意輪觀音、摩利支天等密壇曼荼羅龕，鑿造在大足與北山為中心的十餘處山崖中組合成群，構成祈福禳災護國的道場。建炎二年（1128年）鑿「如意輪觀自在菩薩」一龕，造像設置如菩提流支譯《如意輪陀羅尼經》內容：「西馬頭觀音，左一髻羅剎，南四面觀音、天帝釋諸天眾、苦行仙眾、藥剎眾、七星大眾、地天、大梵天、諸梵天……數十身」。靖康元年（1116年）「都作伏元俊造孔雀明王菩薩佛母」窟，菩薩四臂乘孔雀、壁面浮雕千佛。同年伏元俊造彌勒下生經窟鐫題：造「彌勒泗洲大聖」，可證與彌勒毗鄰的窟中三尊像即以泗洲大聖為主尊，左寶智、右方可能為傅大士，主尊造型與宋景祐至慶曆年間造浙江瑞安惠光塔出土的「泗州大聖」完全相同。左右二相當與「彌勒下生」有關。南朝齊梁時，寶志與傅大士均業禪，傅大士自稱「彌勒分身世界，廣度眾生」；施行救災濟貧，護世退敵，神通顯於世。三人或為觀音化身，或為彌勒分身，均顯神異，奉者如狂，為密教所崇奉。
紹興年間依天息災新譯《大摩里支菩薩經》建炎元年（1127年）宋室南渡，置摩里支天女像於西湖畔中天竺寺。大足北山造像如經所說：「摩里支天女身如閻浮檀金光明如日，頂戴寶塔著紅天衣，腕釧耳環寶帶瓔珞，及諸雜花種種莊嚴，六臂三面三眼光明耀，唇如曼度迦花，於頂上寶塔中有毘盧遮那佛。」嘉佑四年（1059年）蘇洵作《極樂院造菩薩記》中有「解冤結」菩薩，此菩薩名又見於安岳千佛寨慶元二年（1196年）造像中，此菩薩造像樣式在大足石窟最多，與新譯《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所說吻合，三面六臂女神座下有下跪合十或頭上露善惡兩面飛翔的「羅剎利童子」。
（二）顯密相涉，佛儒交融的造像
印度密教在與大乘佛教和婆羅門教相交融中形成，與《大日經》、《金剛頂經》為根本經典，其中含顯密教理，以密為核心，修習教相、事相二門。宋慶曆二年（1042），印度兼宏顯密的毗訖摩尸羅寺阿底峽尊者應邀入藏，阿底峽著《菩提道燈論》兼弘顯密，由顯入密。「道頤著《顯密成佛心要集》二卷，調合密教與顯教，使大日與華嚴一致。又慧克著《密咒圓音往生集》使結合密咒與唸佛，又覺苑著《大日經演秘抄》完全調和華嚴與密教。」[25] 在敦煌、大理都有顯密並奉、顯密相涉的造像。莫高窟西夏晚期洞窟中「在壁畫上把顯教經變與密教曼荼羅並列一窟，把中國菩薩與印度、尼婆羅菩薩同畫一堂，把漢密、藏密排在一起。」[26] 「《宋時大理國畫工張盛溫畫梵像》其包涵真夠得上龐雜豐富，不但大理國王、宗教於此可見，舉凡密宗、禪宗、中國、印度、尼泊爾、爪哇一帶的宗教影響，都可據圖指點。」[27] 大足石窟宋代造像群不僅顯密並列，而且顯密、佛儒道三教彼此相涉，趨向融合，可見周邊地區及外域的影響。紹興六年至十四年間（1136-1144年）以釋迦牟尼佛無量壽佛或毘盧佛為主尊，脅侍《十聖觀音》的幾個大窟，含修菩薩十地內容，分別在石門山，妙高山，佛安橋鑿造。北山佛灣政和六年造普賢神變窟，諸菩薩頭頂彩雲，顯現瑞像中有如意輪觀音，數珠手觀音，不空羂索觀音等；轉輪藏窟中造釋迦、脅侍觀音、勢至、普賢乘象，不空羂索觀音，數珠手觀音，文殊乘獅，寶印觀音，白衣觀音：設華嚴、禪、密諸宗尊像於一窟（圖10）。北山七級多寶塔中設置顯密諸佛菩薩像，組合釋迦與龍樹、地藏，釋迦與孔雀明王不空羂索觀音，阿彌陀佛與如意輪觀音不空羂索觀音。道人邢通道為報母恩，又造「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小龕五十餘，依善財參拜善知識內容順序佈局，逐級造像嵌於塔內外壁面，似讓善男信女登塔觀像中，領悟善財參拜諸善知識成佛的歷程，佛法就在世俗生活中。塔內造像從底層至第六層「娑婆雙林示寂式」龕前，似含有成佛孝親報恩思想。此龕內容依經所說，佛涅槃時，佛母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眾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塔內造像整體佈局與瀘州報恩塔大同小異。宋以儒治國，興理學、崇孝道，契嵩、宗賾、智園、宗杲等繼宗密之後，佛儒合唱，行孝報恩，忠君愛國。漢州柳本尊院，高宗、理宗、常禮之。南宋大足僧趙智鳳雲遊柳本尊院後，建寶頂山道場。規模宏偉整體佈局的寶頂山道場造像群，以「看轉大藏、普為四恩」為宗旨，孝為成佛之本。由四方結界，教相道場，「報恩圓覺道場」，事相壇場等組合華嚴、淨土、禪、密諸宗經變及密教儀壇。為顯密相涉、佛儒交融，以教主柳本尊為皈依，由顯入密修瑜伽本尊成佛報恩的專修道場。教相道場造像主要有《毘盧庵》，佛涅槃，廣大寶樓閣，六道輪迴，父母恩重經變、大方便報恩經變、觀經變、地獄變、柳本尊十煉圖；「報恩圓覺道場」有圓覺洞、牧牛圖、正覺像（圖11）；事像壇場有祖師塔、灌頂壇、理趣會禪室、佛報恩經禪室，「毘盧庵」禪室等。[28] （圖12）「在中國本部密宗道場之有大宗石刻者，亦誠此一處，誠中國宗教上重要遺也。」
（三）中心寺院和支院
在安岳石羊鄉與大足毗鄰約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區有多處密像：毘盧洞柳本尊十煉圖與寶頂山道場造像有趨同變異，「寶岩」窟中毘盧佛居中，左柳本尊右釋迦，如此組合似確定柳本尊居佛位，文獻記此處有「水井殿」，疑此地造像為灌頂而設；孔雀場造孔雀明王窟並經目塔一座，似為祈雨禳災壇場；茗山寺崖壁鑿高約五米巨像多尊，鐫題「現師利法身」文殊像及毘盧佛脅侍文殊普賢像，壁面浮雕滿月圓龕中坐佛並鬈髮僧。更造有與寶頂山道場類似的護法諸神九身，轉法輪塔一座，第一級上雕鬈髮僧四身。此處造像突出文殊師利菩薩，含有護國思想，如唐大興寺設文殊閣，代宗親書「大聖文殊鎮國之閣」[29] 以上三處造像及箱蓋山華嚴窟，大佛崖庵堂寺中佛冠上有柳本尊或鬈髮僧像。安岳五處造像與寶頂山道場造像趨同又有變異，因而有兩處造像，一個中心的說法。佛教在中心寺院之外另設子院，唐宋均有先例。[30] 安吉娜在〈兩個部分一個藝術中心〉文中說：「安岳縣的幾處佛教造像……這些浮雕位於大足縣以外25至30公里的地方，然而如此的相似性和重覆這些造像有更深的意義。我的看法是，安岳的上述佛教地點，是進入寶頂山進香圈的一部分。」[31]
（四）佛儒道相融的造像
大足寶頂山道場「六耗圖」鐫題「彌勒化身傅大士作」，此南朝齊梁時傅大士曾著僧衣、道冠、儒屨見梁帝，「表示中國禪的法相是以儒行為基，道學為首，佛法為中心。」[32] 宗密《原人論》云：「孔、老、釋迦皆至聖」。北宋張商英比三教於藥，《護法論》云：「儒治皮膚之疾，道治血脈之疾，佛治骨髓之疾」，「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腳之不可缺一也。」元豐五年至元佑五年（1082-1090年）大足石篆山造三教龕群中毘盧佛龕，地藏十王龕，珂利帝母龕與老君龕，孔子及十哲龕並列；佛安橋造三教窟以毘盧佛為主尊，左道右儒，脅侍尊者，地藏等：密教尊像進入三教窟中。鐫題「嘉熙四年」的安岳石羊鄉三教窟「大般若洞」與華嚴洞毗鄰，華嚴洞中射出光柱，標六字真言中「唵」字，般若洞中射出光柱標字可能即「化」字。佛典稱「化，教化也，即教人轉惡為善，又，以通力變現種種之相」；吐蕃寧瑪派之教義分為三部，第一部「化」在這個境界中，產生無欲（般若）。兩窟造像透露出在大足與安岳的華嚴、禪、密諸宗交光互影，溶入佛儒道三教中。
（五）宋代佛教石窟雕塑藝術的峰頂
1.傳神寫心，包容無礙
宋代造像重傳神寫心。造像寫實或誇飾或寫實與誇飾並行互補，摹難顯之狀，傳難達之情，足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33] 宋代菩薩造像多著寬袖長袍，體型修長清秀，端嚴肅立，面露微笑，「使人見則肅恭，有歸仰之心……其姱麗之容，是取悅於眾目」。[34] 大足北山佛灣普賢神變窟和轉輪藏窟，菩薩形象各異，頭部扭轉俯仰，顏面五官造型特點，手臂曲伸高低，菩薩乘獅象，立蓮花，坐束腰方座或岩石上，嘴角唇邊眉宇之間表情入微，以及服飾衣褶處理，無不苦心經營，力求多樣變化。使觀者沈浸入美的享受中。「除敦煌壁畫外，實少如此豔麗之作」。[35] 寶頂山地獄變中的十王侍者，有的瘦骨嶙峋，眉細目長，眼光犀利，嚴峻凝視，有的體形彪悍，額圓頤方，虬髯滿腮，神態兇猛，或深目隆鼻，長鬚飄逸，面露笑容，氣宇軒昂，造型大刀闊斧，細部刻劃深入，形象生動性格鮮明。為了強調受刑人的痛苦，對人體結構，運動規律和面部表情，以誇飾手法揭示其內在的激情。在不少的情節中以二至四人為一組，表現在同一環境，不同性別，年齡和身份的受刑人惶恐、悲慘、憤怒、絕望的心情。寶頂山道場造像，通過雕塑藝術語言，聯繫社會生活，多方比喻，利用善與惡、真與偽、美與醜、生與死、歡樂和痛苦的對照反覆說教，其中穿插有莊嚴的頌歌，讚美佛降生與涅槃，行孝報恩以及柳本尊的苦行；還有優美的抒情曲，宣述父母恩德和牧牛生活，西方世界的美景與地獄變的苦刑相對照。通過多種風格的藝術處理，讓善男信女的心潮隨之起伏，不同的內容與形式，彼此交光互影，包容無礙，達到圓融美好的境界。
2.不仿前人，交流創新
四川兩宋時期，密教造像藝術在宋代美學思想和繪畫藝術的發展，南北民族的往來交流中，於南宋時加快進入共同發展華夏文化的新時期。畫院倡導「畫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態行色俱若自然，筆意高簡為工」，重視藝術作品的獨創和多樣。民間雕繪巧匠，通過考試進入畫院或作院，匠師社會地位和藝術水平的提高展現出新的成果。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的審美需求，藝術作品進入市場爭創新樣。加之晚期密教尊師，阿闍梨派系不同，對經典和曼荼羅的解釋各異，何況新譯密經，必須創作新圖，南北交流趨同變異更加多樣。密教護法神珂勒帝母又稱九子母，北宋張爽「法門寺九子母記」中所說構圖和情節與經文基本吻合，並再現於大足北山石窟中更有多種變體、殿堂式、庭院式以及珂勒帝母夫妻共一龕等樣式。寶頂山千手觀音的千手，上下左右錯落排列，類似山西崇福寺壁畫，宋以前千手觀音座前豬頭或象頭人身侍者，在崇福寺，寶頂山以及《大理張盛溫梵像卷》中都改變為頭戴豬冠或象冠的人物。金代木雕及山西普化寺二十四諸天泥塑衣褶，造型棱角分明，起伏強烈，富於節奏感的技法，在鐫題有「穎川鐫匠胥安」造像記的北山轉輪藏窟中得到充分發揮。在法華、華嚴以及密經中，都有佛菩薩等從地湧出，於空中現半身色相的描述，[36] 令人想起寶頂山造像群中許多佛、菩薩、明王和世俗人物的半身像（圖13），以及柬埔寨吳哥石窟巴揚寺塔上巨大的人面像和印度象島中世紀的濕婆三面半身像。但是寶頂山半身像的多樣處理，可能更為重視藝術效果：半身像的處理手法與趙昌的折枝花卉和山水畫中「馬一角」、「夏半邊」等含蓄的處理有異曲同工之妙。表現具有特徵的一角一隅，較之求全更勝一籌。以局部敵全身者，當時還有鄧椿《畫繼》：「汝州司馬寇畫真武神於雲霧中現半身，觀者敬駭。」
印度以外的大規模密教造像群，現存遺僅印度尼西亞婆羅浮屠，柬埔寨吳哥石窟和寶頂山道場石窟群。婆羅浮屠為五層石砌平臺、回廊、塔婆組合；吳哥石窟石砌矩形大伽藍、內設回廊、塔婆和殿堂；寶頂山道場隨山形地勢自然環境佈局，突破龕的形式，在開闊的空間，於露天崖壁上造像，遠近觀賞。開洞窟為殿堂，沿崖鑿回廊，在長達五百米的崖壁上造像，或疊石造塔築壇場。由四方結界，教相道場，「報恩圓覺道場」，事相壇場造像群構成宏偉的道場。婆羅浮屠與吳哥石窟供奉毗濕奴與祖先崇拜相結合，表明君權神授，君主為神的化身；寶頂山道場崇奉毘盧佛化身柳本尊，專修本尊瑜伽成佛報恩，孝親忠君，禳災護國的專修道場。三處造像題材有所趨同，如佛涅槃，佛本生，孔雀明王以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等。婆羅浮屠與吳哥石窟是爪哇和柬埔寨文化藝術發展最高的表現，寶頂山道場則為「華夏民族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37] ，石窟藝術跨登高峰的代表作。「寶頂山石刻造像是全國晚期石窟造像中最重要的一處，又是全國大幅浮雕作品中唯一的一處，反映社會生活最突出的一處，也是佛教藝術作品最感人的一處。」[38] 「其計劃之精細嚴密，規模之壯麗宏偉，藝術之精巧神妙，蓋為古今所罕見也。」[39]
五、結語
印度佛教傳播中土，在與我國傳統文化互相分歧和彼此滲透中歷經魏晉南北朝以至兩宋，在雜密、純密，以至晚期密教傳佈的進程中顯密諸宗相涉，儒、釋、道交融，與中華文化融為一體發展演變的趨勢；密教在雜密、純密以至晚期密教傳佈的進程中，依附皇權，深入民間，重現實利益，孝親忠君，攘災護國，建人間淨土，走向世俗化道路的思想傾向。在四川地區的造像中反映突出，並展現其特色。密教行道特重造像，以「方便為究竟」隨應而變。造像通過觀想，進入無限美好的境界，以藝術形象傳語言所不能表達的智慧和感情。讓「一切眾生見之樂，觀相不能盡，觀不厭足」。四川不少造像極富想像，凝聚世俗之美。當安史之亂，中原密教由盛而衰之時，四川密教造像正日趨繁榮，寺院壁畫與石窟雕刻競放異彩。四川密教造像藝術在與周邊地區的交流和來自南北不同教派入川，以及本土教派的產生中，展現其多元性、豐富性和獨創性。四川南朝造像精品薈萃，初露雜密色彩，含異域風味；唐前後蜀顯密相涉中大造密壇曼荼羅達於鼎盛；兩宋造像與密為核心，顯密、佛儒道合流，競放奇花異苞，都展現在南北朝唐宋佛教藝術的三座高峰上。四川密教造像在多元影響中持續不斷地發展演變的整個進程中開花結果，為我國密教造像史增添了光輝的篇章，而更豐富完整。
【參考文獻】
丁福寶，《佛學大詞典》。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中國美術全集編委會，《中國美術五千年》。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知識出版社，1980年。
史岩，《東洋美術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
沈子丞，《歷代繪畫名作彙編》。文物出版社，1982年。
祁志祥，《佛教美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
李延壽，《南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杜繼文，《佛教史》。中國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研究》。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
陳高華，《宋遼金畫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
郭若虛，《圖畫鑒文志》。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
華北居士林，《中國佛教美術史》。佛學書店，1931年。
程宅安，《密宗要義》。淨樂林編譯部華通書局，1929年。
劉玉山，《中國歷代藝術·雕塑篇》。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
（日）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正藏》。1979年。
（美） Howard Angela Falco, Buddhist Cave Art of Dzu China. Published by Wcatherthil, LNE. 2001.
【附錄】四川密教造像題記年表
本表密教造像題記大多是筆者調查石窟隨手抄錄，其餘摘自四川省志、縣誌、《四川文物保管委員會1956年調查報告》、《大足石刻銘文錄》和有關文獻及期刊。如：《四川文物》、《文物》、《考古》等。
四川密教在顯密並奉，顯密相涉中發展演變與密教有關造像題記相應列入。造像題記錄自鐫題的加引用號，冗長的有刪節。
本表起自南北朝迄止於南宋（西元420-1279年），按造像時期、年代順序排列。
一、南北朝至初唐
427
宋五世紀
彌勒下生經變造像石
484
南齊永明三年
「比丘釋玄蒿為帝王臣王累世師長父母兄弟眷屬及一切眾生敬造無量壽當來彌勒成佛二世尊像」茂汶出土
490
南齊永明八年
「彌勒成佛石像一軀」成都西安路出土
495
齊建武二年
「觀世音成佛石像一軀」成都商業街出土
504
梁天監三年
「造無量壽石像」成都西安路出土
520-549
普通至太清
「梁漢州善寂寺……張僧繇畫壁觀音地藏各一軀」
535
大同元年
「邑子吳氏泰造光明佛一尊供養」成都府河出土
548
太清二年
「敬造觀世菩薩一軀，明□天遊神」成都萬佛寺
557
北周永定元年
「藥王在其左，普賢在其右，文殊師利夾侍兩廂」
成都龍泉驛強獨樂建「佛二尊寶堂」
605
隋大業元年
「天竺曇摩拙義至成都雒縣大石寺刻十二神王於寺塔下」
630
初唐貞觀四年
「敬造救苦觀音一軀」、「敬造釋迦藥師佛」茂汶疊溪點將台
635
貞觀八年
「僧道密造阿彌陀佛並五十二菩薩作龕人楊子尚」彌勒佛、盧舍那佛、千佛梓潼四面龕
689
永昌元年
「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一龕」蒲江飛仙閣60號
663
龍朔三年
「阿彌陀佛龕」五十二菩薩、地藏、龍樹、通江千佛崖
710-716
景雲至延和
「造菩提瑞像」樹下毘盧佛、廣元千佛崖
650-655
永徽年間
彌勒龕一佛五十二菩薩龕大足尖山子
650-680
永徽至永隆
「唐武后大周萬歲萬萬歲」廣元千佛崖蓮花洞菩薩裝盧舍那佛
696-697
通天年間
「敬造釋迦牟尼佛一鋪，救苦觀音一軀……大周萬歲通天口年」廣元千佛崖
二、盛唐至前後蜀
713-722
開元初
「僧法成、劉意兒造先天菩薩」
713-741
開元間
「敬造地獄變一龕，雲岩寺上座釋沙門玄應書」安岳圓覺洞96號。千手觀音龕、安岳臥佛院45號
「僧廣行造地藏、觀音」廣元千佛崖 菩薩裝佛巴中西龕龍日寺46、40號
毘盧佛、巴中南龕37、103號，北龕12號
藥師佛、日光、月光菩薩，巴中始寧寺龕群1號
721
開元九年
二觀音龕「金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玄奘奉詔譯」經咒碑樂至石匣寺1號
724年
開元十二年
「佛頂尊勝陀羅尼咒」經幢，安岳臥佛院
730
開元十六年
盧舍那佛、南川縣
開元二十年
「三世佛、救苦觀音上座玄應書」安岳千佛寨
713-756
開元天寶間
「藥師琉璃光佛」安岳千佛寨
「尊勝陀羅尼經幢」巴中南龕89號
菩薩裝佛巴中南龕37、103號、北龕12號、西龕40、46號造地藏一軀廣元千佛崖大雲洞。一佛五十菩薩地藏通江魯班石15號。「嘉州淩雲寺大佛像」。千手觀音龕丹陵劉嘴45號、鄭山64號。「寶誌禪師」、廣元觀音崖。烏尤（濕婆妻）銅鑄像、樂山烏尤寺。一佛五十二菩薩閬中乞兒崖。
彌勒大佛毘沙門天王仁壽牛角寨。
759
乾元二年
「陀羅尼經咒」，木板印刷成都出土
地藏觀音龕巴中南龕80號
767
大曆二年
千手觀音龕76、79號、毘沙門天王80號，邛崍石筍山
780
建中元年
「五如來同坐一蓮花」、「如意輪觀音」、「泗州大聖」，成都大聖慈寺辛澄畫壁
807
元和二年
「如意輪觀音」，廣元千佛崖
826
長慶六年
「水月觀音」，成都大聖慈寺左權畫壁
827-835
太和年間
「大日如來，風雷雨電諸神安岳天宮山
836-840
開成年間
「鬼子母」、「北方天王」、「南北二天王」、「八明王」，成都大聖慈寺範瓊畫
孔雀明王地藏觀音一龕樂山龍泓寺
842
會昌二年
「尊勝陀羅尼經幢」，邛崍淨興寺
846
會昌六年
「毘沙門天王、立救苦觀音于毘沙之左，勾當鐫造人元從衙」巴中南龕
847-889
大中年間
「鬼子母」三台東山觀音院
毘沙門天王夾江千佛崖107、136、159號
849
大中三年
「尊勝陀羅尼經幢」邛崍隆興寺
854
大中八年
地藏龕資中重龍山90號
858
大中十二年
「藥師琉璃光佛藥王藥上菩薩一龕」資中重龍山100號
860
大中十四年
「敬造日光月光菩薩二僧」通江佛耳崖一號
860
咸通元年
千手觀音，蓬溪新開寺
860-867
咸通中
「寶幢刻西方神咒」遂寧真如院
865
咸通五年
地藏龕、資中北崖54、47、48、87號
860-867
咸通年間
毘沙門天王、資中北崖46、58、49號
「妝畫如意輪觀音」巴中南龕
毘沙門天王、榮縣羅漢洞
876-878
乾符年間
「造大悲龕」資中重龍山
「北方大聖毘沙門一軀」毘沙門天王65號巴中南龕
毘盧佛龕「鐫石人趙行同」巴中南龕103號
880-881
廣明至中和
地藏十王兩司地獄變龕，側坐毘沙門天王內江翔龍山
874-880
乾符廣明年間
「天王部屬諸神」成都大聖慈寺呂嶢畫壁。
「地獄變」成都大聖慈寺竹虔畫壁。
彌勒地藏龕「彌勒二身趙益何楊敬造供養地藏菩薩一身弟子趙裴低供養」。又有雙彌勒天王地藏，三彌勒地藏天王觀音三彌勒地藏觀音並列一龕，通江佛日崖。
880-882
廣明至中和
彌勒佛、大黑天神、綿陽魏城
881
中和元年
「地藏十王設七齋」綿陽魏城
885
中和五年
「東方天王及部屬」、「行道天王」成都大聖慈寺孫位畫壁
885-888
光啟至文德
「五佛二天王二力士鬼子母佛一座十僧」81號
「五如來佛共五身鬼子母及諸子」巴中南龕73號
888
光啟四年
阿彌陀佛地藏觀音巴中南龕77號
892-893
景福年間
毘沙門天王「石匠趙文齋、張文進」通江趙巧崖
894-898
乾寧年間
「南北二天王」成都大聖慈寺趙德齋畫壁「托塔天王」、「泗州和尚」成都大聖慈寺常仲胤畫壁
昌州刺史韋君靖像及造像碑「鑿出金仙現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種相好」大足北山佛灣1號
896
乾寧二年
「敬造救苦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一龕為故何七娘鐫造當願存此功德早生西方受諸快樂」，「救苦觀音龕26號日光月光菩薩龕」24號，大足北山佛灣
897
乾寧三年
「昌州刺史王宗靖造地藏、救苦觀音」58號，「敬造歡喜王菩薩一身比丘尼惠志造奉報十方施主」240號，大足北山佛灣
898
乾寧四年
「阿彌陀佛地藏菩薩救苦觀音菩薩」龕52號，「敬造如意輪菩薩一龕都典座僧明悟造一龕」24號，大足北山佛灣
899
光化二年
「地藏菩薩並十王」資中重龍山85號
「敬造地藏菩薩一身」遂甯龍居寺6號
898-901
光化年間
地藏十王龕、資中西崖89號
千手觀音11、113號，地藏、47、87、54號資中北崖
900
光化四年
「救苦菩薩並地藏菩薩龕」資中西崖83號
901
天復元年
「造大悲千手觀音龕願與骨肉團圓」大足北山佛灣243號
906
天復七年
「造地藏菩薩一龕「安岳庵堂寺3號
911-925
永平至咸康
「白衣觀音」安岳庵堂寺9號
藥師佛、地藏、資中重龍山157、21號
阿彌陀佛觀音地藏龕大足北山佛53、55、57、40號
坐式毘沙門天王、大足北山佛耳崖10號
地藏十王、安岳圓覺洞84號
922
乾德四年
「大威德熾盛光佛並九曜」大足北山佛灣39號
929
天成四年
「毘沙門天王咸通中南蠻救亂圍逼成都……天王茂昭聖力
遽顯神威」資中西崖34號
「白衣觀音地藏菩薩龕」安岳庵堂寺
937
明德四年
陀羅尼經幢廣元皇澤寺
938-960
廣政年間
地藏龕、大足北山佛灣23、140、191、205、220、231、243、276、277、284、298號
940-945
廣政三～八年
地藏龕37號，觀音地藏龕244號，大足北山佛灣
952
廣政十五年
藥師佛龕資中重龍山
954
廣政十七年
「鐫造藥師琉璃光佛八菩薩十二神王一部眾並七佛三世佛阿彌陀佛尊勝經幢一所兼地藏三身……設齋表慶迄永為瞻仰」281號大足北山佛灣
955
廣政十八年
「造東方樂師佛日光月光八菩薩十佛四地藏十二神王並經幢地藏等」279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260號，大足北山佛灣
958
廣政二十一年
六臂觀音、資中重龍山146號
地藏十王、大足北山佛耳崖4號
961
廣政二十四年
尊勝經幢、安岳臥佛院52號
963
廣政二十六年
「西方並大悲龕」、「大聖地藏觀音合為一龕」
樂至報國院
901-1189
天復至淳熙
博什瓦黑石刻群昭覺縣
三、北宋、南宋時期
976
太平興國元年
「金銅普賢像」峨眉山普賢寺。毘沙天王、資中西崖29號
1000
咸平二年
「藥師琉璃光佛並部眾」資中重龍山
1001
咸平四年
「觀音、地藏十王終齋陸記」大足北山佛灣253號
1003
咸平六年
「救苦觀音菩薩」大足北山佛灣247號
1041-1048
慶曆間
三頭六臂明王、安岳圓覺洞20號
1052
皇祐四年
「鐫造尊勝陀羅尼經幢鐫作文昌男惟簡惟一」大足大鍾寺
1059
嘉祐四年
蘇洵作《極樂院造六菩薩記》觀音、勢志、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
1084
元豐六年
藥師佛日光月光菩薩大足佛耳崖
1082-1085
元豐五～八年
「毘盧、釋加、盧舍那佛龕」，「老君大法真人龕」，「志公和尚龕」，「孔子十哲龕」鐫題：「願世世生生聰明多智」，珂勒帝母龕，大足石篆山「岳陽文惟簡鐫男居安居用居禮」。
1096
紹聖三年
「地藏並十王龕岳陽文惟簡男居安居禮鐫」大足石門山
1078-1085
元豐年間
「地藏二菩薩並十王」樂至清涼寺
1094
紹聖元年
水月觀音，「鐫匠文居道」大足石門山4號
1099-1107
元符至大觀
西方三聖「設水陸齋會，開四部大經」安岳真相寺
1107
大觀元年
千手觀音，大足北山佛灣288號
1094-1098
紹聖年間
孔雀明王，珂勒帝母，大足石門山8、9號
1116
政和六年
普賢神變窟（十三觀音變相）「造畫普見一身，乞願一家安樂」大足北山佛灣180號
1126
靖康元年
「本州匠人伏元俊男世能鐫孔雀明王菩薩佛母」大足北山佛灣175號
「伏元俊鐫彌勒泗州大聖」大足北山佛灣176、177窟
1128
建炎二年
「如意輪觀自在菩薩一龕祈乞干戈永息」大足北山佛灣149號
1134
紹興四年
維摩圖鐫記「李大郎重摹羅複明另刻住岩僧志誠」大足北山佛灣37號
1136-1141
紹興六年～
十一年
「建觀音大洞一所無量壽福並十聖菩薩祈風雨順時五穀豐盛」「正法明王觀音寶蘭手觀音寶經手觀音寶扇手觀音甘露王觀音寶蓮手觀音寶鏡觀音蓮花手觀音如意輪觀音數珠手觀音」「獻珠龍女大勢至菩薩善財功德像」大足石門山6號
1137-1148
紹興七年～
十八年
不空羂索觀音龕，水月觀音龕，孔雀明王窟，珂勒帝母龕，地藏龕「千佛洞普州攻鐫文仲璋男文琇侄男文凱鐫此數洞大足玉灘
1140
紹興十年
水月觀音龕「東普文玠記」大足佛安橋6號
1141
紹興十一年
千手觀音「……傍岩結樓，即石造像」內江東林寺
1192-1146
紹興十二年～
十六年
轉輪藏窟「造觀音菩薩一尊」「鐫刻妝彩大勢至菩薩迦葉阿難□□經藏洞……法輪常轉……潁川鐫匠胥安□□」「造文殊師利菩薩，普賢王菩薩二龕上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疆皇封永固夷夏乂安人民快樂」「鐫妝大聖數珠手觀音菩薩一尊」大足北山佛灣136號
1144
紹興十四年
「無量壽佛並十聖觀音洞」大足佛安橋2號
「引路王菩薩」大足佛安橋8號
1147-1155
紹興十七年～二十五年
「砌塔道人邢通道為母王氏二娘鐫刻善財童子五十三位善知識願母超生佛地」「伏小八鐫」大足北山多寶塔
「鐵匠劉傑施鐵索並龍樹菩薩一龕」60號左壁，任氏捨錢造「地藏王如來一龕」60號右壁，「娑婆雙林示寂式」64號，「伏小八鐫」大足北山多寶塔
1151
紹興二一年
「藥師佛龕鐫匠蹇忠盡」大足石門山
「九子太母」安岳淨慧崖
1154
紹興二四年
「地藏引路王菩薩伏小六鐫」大足北山觀音坡
1155
紹興二五年
水月觀音龕，西方三聖並十聖大足妙高山
1172
乾道八年
三教窟「東普攻鐫處士文孟周記」大足佛安橋12號
1194
紹熙四年
毘盧佛龕大足靈岩寺2號
1196
慶元二年
「解冤結菩薩」安岳千佛寨
1208-1240
嘉定至嘉熙
寶頂山道場造像群大足寶頂山
1231
紹定四年
「舍利寶塔圖」鐫題：「釋迦如來涅槃至辛卯紹定四年得二千乙百八十三年」寶頂山道場灌頂壇
1240
嘉熙四年
華嚴洞「般若洞」安岳石羊鄉
1241-1252
淳祐年間
珂勒帝母夫妻合龕「東普攻鐫文惟簡玄孫文藝刻」
1127-1258
建炎至寶祐
安岳毘盧洞、茗山寺、孔雀場造像
圖1-13（略）
[1]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文物出版社，1989年。
[2] 董夢梅，《中國佛教石刻藝術》。《安陽縣金石錄》卷2。
[3] 密教辭典編撰會，《密教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
[4] 同上註。
[5] 同上註。
[6] 黃懺華，《中國佛教》冊1。「北朝佛教．淨土師」。
[7] 華北居士林，《中國佛教美術史》。佛學書店，1931年。
[8] （日）樋口隆康，〈巴米羊石窟〉。《敦煌研究》創刊號，1983年。
[9] 《陀羅尼集經》，《大正藏》冊18。
[10]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唐時異族畏威，多遣子侄為質於唐，入充侍衛，授予武職。」造像可能與唐蕃戰爭有關，貞觀時太宗征突厥，武后稱帝又大破吐蕃，取回河西四鎮。
[11]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
[12]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
[13] 李巳生，〈成都萬佛寺南梁造像藝術特色的形成〉。《敦煌研究》第3期。1992年。
[14] 宿白，〈青州龍興寺窖場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文物》第10期。1999年。
[15] 董夢梅，《中國佛教石刻藝術》。
[16]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
[17] （美）安吉娜著、李松譯，〈蒲江飛仙閣造像〉。《敦煌研究》第4期，1998年。
[18]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
[19] （日）村上專精著，《日本佛教史綱》。商務印書館，1981年。
[20]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
[21] 同上註。
[22] 邱明宗，《中國佛教史略》。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
[23] 趙長松， 〈三台東山摩岩遺存是唐代密宗道場〉。《四川文物》第3期，1998年。
[24] 杜斗城，〈地獄變相初探〉。《敦煌學輯刊》第2期，1989年。
[25] （日）久保田量遠著、惠敏譯，〈宋代之佛教〉。《現代佛學》第2期，1959年。
[26] 史葦湘，《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
[27]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研究》。臺北：中國故宮博物院，1982年。
[28] 李巳生，〈報恩道場寶頂山〉。《敦煌研究》第6期，2004年。
[29] 陳陽炯，《文殊菩薩》：「大曆七年（772）依照不空奏請，代宗赦命京城及天下僧寺內，各選合適地方建立文殊閣，作為五臺山根本道場的支院……從此以後，唐代建寺必設文殊院，一直到宋代仍是這樣。大曆八年（773）不空在長安大興善寺造文殊閣……代宗親書，『大聖文殊鎮國之閣』額」。
[30] 周一良，〈唐代密宗〉：「在唐代，不同派別的僧人可以住在同一寺院裏，講授不同的經典，如果某派一兩位傑出的僧人住某院，所有年輕僧人匯集此接受教育，此院即成為這個特定派別的中心。」「大寺通常由許多院組成，也許不同派別的僧人佔據不同的院。」陳陽炯，〈文殊菩薩〉：「金閣寺、玉華寺、清涼寺、華嚴寺、佛光寺為國家禳災祈福，是國家的根本道場……密宗活動並不限於這五個寺。圓仁（日僧）來唐學法，記載竹林寺花園院堂中有金剛界曼荼羅一鋪……中台南面有求雨院離玉華寺十餘里。」《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1984年。游彪，〈略論宋代佛教寺院的子院〉：「在宋代，較具規模的寺院，除本院外皆有不少的子院和庵堂分散各地……這些子院，庵與本寺或隔縣或隔州，並非全在同一州縣。」
[31] （美）Howard Angela Falco, Buddhist Cave Art of Dzu China. Publishted by Wcatherthil, LNE. 2001.
[32] 南懷瑾，《南懷瑾著作珍藏本》卷5。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33] 劉勰，《文心雕龍·誇飾》，第37。
[34] 宋郭思，〈論婦人形象〉，《畫論》。
[35] 楊家駱， 〈大足龍崗區石刻記略〉。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大足石刻考密團考察記略之一。《文物周刊》第20期，1947年2月2日。
[36] 在《華嚴經》、《法華經》、《尊勝佛頂修瑜伽法儀軌》等經中均有現半身的內容。如《華嚴綱要》卷19〈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二十二：「又於寶樹華果中枝葉一一事中，悉見半身色相，天龍夜叉及至護世轉輪聖王、小王王子、大臣官長、以及四眾半身色相。」
[37]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篇》。
[38] 閻文儒，〈大足寶頂石窟〉，《四川文物石刻研究專輯》，1986年。
[39] 王恩洋，〈大足石刻之藝術與佛教〉。《文教叢刊》第7期，1947年。
李巳生 四川美術學院教授
提要 東漢時，具有佛像特徵的造像已雕刻在四川樂山的崖墓中。密教造像起步於南朝齊、梁，繁榮於唐宋，歷經雜密、純密、晚期密教、持續不斷發展演變的進程。安史之亂，中原密教漸趨衰微之時，從中原、滇、藏，密教入川，顯密相涉，佛儒道交融和與周邊地區文化的交流中，產生具有本土特色的教派和造像群。不少造像極富想像，凝聚世俗之美，展現其多元性、豐富性和獨創性。本文據造像記以及有關文獻資料，試圖探索其發展演變的趨勢和藝術特色。
關鍵詞：1.川密造像 2.顯密相涉 3.佛儒道交融
【目次】
一、引言
二、南北朝至初唐
（一）顯密共奉，初露雜密
（二）禪密兼修，引密入禪
（三）菩薩裝佛與密窟
（四）外地風格的影響
三、盛唐至前後蜀
（一）大造密壇曼荼羅
（二）顯密造像並列或相涉
（三）雕繪並舉，相得益彰
（四）南北交流，競放奇花
四、北宋南宋時期
（一）密壇曼荼羅的新天地
（二）顯密相涉，佛儒交融的造像
（三）中心寺院和支院
（四）佛儒道相融的造像
（五）宋代佛教石窟雕塑藝術的峰頂
1.傳神寫心，包容無礙
2.不仿前人，交流創新
五、結語
附錄：四川密教造像題記年表
一、引言
印度密教經咒三國時已傳入中土，魏晉造像僅見於雲崗石窟和敦煌石窟，以及南朝繪畫中。四川成都地區南朝齊梁造像中微露雜密色彩，武周始以毘盧佛或彌勒佛為主尊，造菩薩裝龕窟，揭開純密造像的序幕。盛唐至前後蜀大造祈福、禳災、護國儀壇諸尊密像，在與周邊地區交流中，不同教派進入四川，造像藝術在趨同變異中繁榮鼎盛並醞釀具有四川地方文化特點的教派產生。進入兩宋，理學興起，佛教諸宗相涉，佛儒道交融更趨深入開花結果。在由顯入密、佛儒融合、孝親忠君的寶頂山道場造像群中，展現晚期密教藝術的彩霞。四川密教遺宏富多姿，從不少有造像名目和紀年的鐫題與造像及有關文獻對照，可透露出經雜密、純密以至晚期密教造像在四川發展演變的趨勢，大體勾劃出輪廓。今抄錄已見造像題記，聯綴造像遺和有關文獻，略加述。
二、南北朝至初唐
（一）顯密共奉，初露雜密
東漢至南北朝，梵華僧侶往來天竺，佛教盛行，雜密經咒隨之流布出現含有雜密色彩的造像。赤烏四年（241年）康僧會到建業設像行道，曹不興摹寫「西國佛畫」被譽為「佛畫之祖」。東晉戴逵父子曾造無量壽佛並觀音菩薩，又造彌勒佛。南齊陸探微畫面黃獠牙，金甲持幡踏獅神像，張僧繇畫行道天王，盧舍那佛，四菩薩，又畫孔子十哲像。北魏孝文帝初鑿雲崗石窟第7、8雙窟與敦煌莫高窟西魏大統四年第285窟中，各雕刻或圖繪有廣頭多臂、形象詭異的神像。
四川地區雜密造像起步稍晚，出自成都、新都、綿陽、茂汶一帶，元嘉至北周的多件造像中，數件疑與雜密有關。例如：綿陽東漢平陽府君闕被鏟去圖像又重新刻上的觀音龕，在成都府河出土的一件造像上有「大同元年（535年）邑子吳氏泰造光明佛一尊供養」鐫題。佛典稱：「毘盧遮那佛太陽之異名，除暗遍明之意譯，真言教之教主。大疏一云，梵音毘盧遮那者，是日之別名，即除暗遍明之義也。」[1] 河南安陽東魏武定四年（456年）大留聖窟中造盧舍那佛居中，左彌勒右阿彌陀佛，窟壁鐫題「張岫造日光佛」。[2] 法身毘盧遮那佛，報身盧舍那佛同為密教與華嚴的教主。成都萬佛寺藏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脅侍四菩薩、四比丘、二明王、雙獅雙象及博山爐。鐫題「中大同三年……敬造官世菩薩一軀明口天遊神淨土口口兜率供養口佛……。」（圖1）另一件，成都商業街出土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二菩薩脅侍的龕像，鐫題「齊建武二年歲次乙亥荊州道人釋法朗為七世父母師徒善友造觀世音成佛像一軀願生生世世永離三塗八難之苦面都請諸佛彌勒三會……」，龕後線刻交腳彌勒及供養人，萬佛寺觀音龕後線刻佛坐蓮台。據兩龕造像和鐫題及有關經文推測：
1、《妙法蓮華經·普門品》：「觀音菩薩有神通力，應諸眾生所求，無處不現，無苦不拔」，「此觀音已證妙覺，雖居果位，不捨因行，乃已成佛。」東晉竺蘭提譯《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觀世音菩薩恒以大悲憐憫眾生一切，救濟苦危，汝今應當五體投地向彼作禮。」兩經兩龕均以觀世音菩薩為主尊，顯密共奉。
2、川西茂汶出土「南齊永明三年（484年）造無量壽當來彌勒成佛二世尊像，成都西安路出土南齊「永明八年（490年）……彌勒成佛像一軀。」萬佛寺藏約五世紀造「彌勒下生經變」石刻（圖2），反映了當時對立志成佛救眾生苦難的觀世音及施樂於人間的彌勒信仰和追求，無量壽，彌勒，觀音顯密共奉。
3、彌勒信仰早於觀世音。東漢支婁迦纖譯《道行般若經》中已含雜密思想，有彌勒信仰內容。[3] 《彌勒下生經》所說「兜率天」、「閻浮提」淨土，都不脫離「欲界」。彌勒下降「閻浮提」龍華樹下成佛，於華林園中三行法會，普度眾生，建人間佛國。與之相應，密教重現實利益，不離世間成佛，建人間淨土。觀音、彌勒均位於曼陀羅中，更有「大日彌勒同體說」[4]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為「雜密聖觀音法，密教經典諸尊法的嚆矢」。[5] 南朝齊梁懺法盛行，以觀音菩薩為本尊，依經請觀音，誦密咒，消伏毒害。
成都萬佛寺和商業街的兩龕觀音造像，均以觀音為本尊，涉及「兜率」、「彌勒三會」，建人間淨土。觀音彌勒並奉，顯密相涉，含雜密造像的色彩。
（二）禪密兼修，引密入禪
隋文帝立國，普昭天下營造經像，建寺立塔，重定門，大開習禪風氣，通行設齋，修懺，祈願，持律。有的禪僧兼習密咒引密入禪。鑿於北齊天保年間（550-555）的安陽小南海石窟，僧稠禪師建。窟內設盧舍那佛、阿彌陀佛、彌勒佛，窟門刻金翼鳥、虎頭人身像。隋開皇九年靈裕造安陽大住聖窟，窟內除設小南海石窟中三佛外，更刻千佛、三十五佛七佛、二十四傳法聖僧，各有提名。窟門刻那羅延神王、迦毗羅神王，窟名「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僧道場在鄴都講《智論》，傳持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6] 可能是供禪定觀想，修菩薩行經五十二階位，達到「妙覺」極位，自覺覺他圓滿成佛。一說：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上：「是印度Sarnath與Ajanta等與西紀第五六世紀頃作風之流裔也。（一根數莖乃至數十莖之蓮座佛）今山西天龍山北齊時代之造像即以此為藍本。」[7] 北齊曹仲達傳寫流布。《高僧傳》載：道場、僧稠均大弘禪業，神異奇聞名當世，「道法專經禪業也時行神咒」；神秀禪系義福弟子優婆夷未曾有，「嘗以諸佛秘密式是總持，誦《千眼》、《尊勝》等咒」；「長安四年（704）梓州僧釋清惠在少林寺坐夏，於山頂佛堂，念十一面觀音神咒」。大業元年（665年）天竺曇摩拙義「至成都雒縣大石寺，仰首望天，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為十二神於寺塔下」。大業五年（670）造巴中西龕第16號窟，主像已毀，殘留天龍八部、天王、力士、以及雙頭人物浮雕。門楣浮雕五佛，飛天伎樂圍繞，裝飾華麗，雕刻精美，似含密教色彩。
（三）菩薩裝佛與密窟
唐初，玄奘、義淨返長安，譯經含有密咒。「永徽二年（650年）阿底瞿多據《金剛大道場經》撮要，抄錄成《陀羅尼集經》十二卷，其中有佛部、觀音部、金剛部和雜部，有佛頂法、彌陀法、觀音法以及彌勒、地藏、摩醠首羅天、那延羅天、四天王等」。密教以毘盧佛為最尊至上的根本佛，諸佛菩薩釋迦、無量壽、彌勒、觀音、文殊、普賢、藥師、地藏以及金剛力士諸天，各以自性輪身，正法輪身，教令輪身分別列入曼荼羅中。有貞觀四年（630）鐫題的茂汶疊溪點將台造多龕彌勒像，造「釋迦藥師龕」、「救苦觀音龕」。貞觀八年（634年）梓潼臥龍山巨石上一面有碑文：「僧道密造」「阿彌陀佛並五十二菩薩」，浮雕西方三聖左右五十二朵蓮花上坐諸菩薩。其餘三面造彌勒佛、盧舍那佛、千佛各一鋪。大約永徽至顯慶（651-660年）大足尖山子崖群中造阿彌陀佛五十二菩薩，彌勒等龕，與之相近年代的法華寺石窟中，第8號龕造像鐫題：「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地藏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可能造於初唐。龍朔三年（663年）通江千佛崖「阿彌陀佛龕」中浮雕五十二菩薩並地藏、龍樹二密像，顯密共奉。
菩薩裝佛的出現，開啟了雜密步入純密的進程。玄奘《大唐西域記》：「瞿薩旦那國（即于闐，今之新疆和闐）勃加夷城……有佛像，高十餘尺，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對照。」建於西元第四至第八世紀的阿富汗巴米羊石窟中的「裝飾佛陀，頭戴寶冠，紮有髮帶，頸佩瓔珞，著雙山衣，可能即是後來大日如來的前身。」[8] 「金剛界大日如來似菩薩，作天人狀，頭垂髮，戴五智之冠……胎藏界大日如來如菩薩形，頭如髮髻狀如冠形。」[9] 密教以大日為首的五佛均著菩薩裝。貞觀十九年，玄奘至西域返長安，曾攜回「擬婆羅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一軀，似第六世紀鹿野苑出土的釋迦如來初轉法輪像。佛座背屏左右側，浮雕奇獸鱷魚之頭形，如密經所說「六挐具」圖，其母形可追溯到印度紀元前一世紀的山奇大塔東門楣浮雕，作為佛的象徵菩提樹左右圍繞著怪異的獸群。類似以上的圖像也雕刻在武周石窟中：蒲江飛仙閣第60號龕造菩薩裝佛，脅侍二菩薩及著異族服裝的侍者二身，鐫題：「永昌元年五月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一龕」，為最早有紀年題記菩薩裝毘盧佛，或彌勒佛的密像。與此龕主尊同為菩薩裝佛的第9號龕，龕中組合脅侍佛側菩薩、比丘、和著異族服裝的侍者天王、力士各二身，龕附近殘留「稚州平羌府校尉……」鐫題，[10] 佛座背屏上浮雕「六挐具」奇禽怪獸，菩提雙樹間浮雕天龍八部。與之類似的密鑿造在廣元千佛崖景雲至延和（710-716）年間造「菩提瑞像窟」（圖3），更於右壁浮雕十比丘，左壁持香爐，合十，吹排簫，擊鼓，打板的樂隊一組。造像碑文中有「天后皇帝」等字，後蜀裝彩題記稱主尊為毘盧佛。另有蓮花洞三壁各造一佛，右壁佛著菩薩裝，鐫題「唐武后大周萬歲萬萬歲」。
以上菩薩裝佛龕均出自武周時期。「武則天崇佛道，重瑞應，符瑞圖懺為上下所同好，自後秘密之風盛行」、「載初三年（691年）沙門懷義、法朗等造《大雲經疏》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11] 於是造彌勒佛之風盛行。貞觀十二年（638年）武則天曾隨父駐壁州（今通江縣），龍朔三年「奉詔造像碑」與「阿彌陀佛龕」一併鑿造在通江千佛崖。
（四）外地風格的影響
兩漢之際，四川境內無大戰，國富民殷。東漢時具有佛像特徵的造像已雕刻在四川樂山等地崖墓中。魏晉四川地區戰亂不止，人口大幅度下降，益州流民十餘萬戶遷往荊州，[12] 仍有不少求法僧侶，不畏艱險翻越高山大河往來天竺與四川，劉宋時四川漸趨安定。《南史》記載：天監十三年（514年），梁武帝授武王紀為益州刺史，「南開甯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角渾，內修耕桑鹽鐵，外通商賈之利」，腰纏百萬的富商在此出沒，西域商人何妥「事梁武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續高僧傳》卷25釋僧先「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行賈達於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新城郡牛頭山。」南齊梁初（494-579）僧付、惠韶、釋民達等入蜀，惠韶應武陵王邀，令講請觀音。《南史》列傳十三記：天監（502-519年）中張僧繇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太清初（547-549年）在成都為武陵王紀畫像。「位於西南交通樞紐的成都，既是商賈貿易的大都會，又是傳播佛教藝術的通途。當時成都佛事之盛僅次於建業和荊州。
「米芾《畫史》記張僧繇『畫宮女面短而豔，畫胡僧蕃奴詭狀殊形，奇形異貌，殊方夷夏，皆參其貌，』造型處理工整之中兼有粗放寫意韻味。其畫風也顯示在成都萬佛寺南朝造像上。菩薩造像清麗瀟灑，面短而豔，衣薄貼體飄逸，天王蓄髯形象怪異。齊梁時梵僧多來自扶南、占婆、東南亞藝術將精神與肉體、崇高與怪異相結合的特點與南朝畫風融為一體」。[13] 萬佛寺有的菩薩佩華麗的長瓔珞，扭身聳臀，薄衣貼體，顯露出肉體之美，妖冶的風姿，在深篤的宗教感情中蘊藏著神秘的異域氣息。南朝文學藝術名家輩出，《南史》崔祖思傳：北魏孝文帝曾派譴使團往建業、工藝名家蔣少遊「圖畫而歸」返洛陽，「青州、四川造像受南朝影響」。[14] 南朝造像遺罕見，精品盡出自成都，「除規模無法與北朝抗衡外，但就藝術造詣而論，與北朝相較並無遜色。[15]
隋帝崇尚佛道，鑄金銅像不計其數，文帝將南陳所藏書畫八百餘卷遷回珍藏，煬帝派杜行滿出使西域。大業五年楊廣去河西，出巡張掖、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國，西域諸胡男女歌舞迎謁於道。隋末唐初，玄奘大師因關中事亂，高僧多避居蜀郡，乃轉而之蜀。[16] 貞觀十七年至龍朔三年（643-663年）王玄策四次經吐蕃出使西域，雕繪巧匠宋法智隨行，攜回聖和佛像，唐京道俗竟相傳摹，「菩提雙樹下彌勒圖」，可能傳摹流布四川。四川石窟初唐至盛唐的廣元、巴中、通江以至蒲江等地龕窟，菩薩裝佛坐菩提雙樹間，浮雕《六挐具》圖於佛座背屏上，奇禽怪獸較龍門石窟樹下彌勒圖變化更為多樣；壁頂和樹間天龍八部，飛天在漫天花雨中翺翔一如敦煌壁畫。隋至初唐菩薩豐腴多姿，微扭腰身，佩華麗的長瓔珞。衣褶處理如畫師運筆，轉折起伏，連綿不斷，有繪畫韻味。初唐蒲江，廣元造像中鼓樂圖、異族侍者採自世俗，雕塑精美不亞龍門石窟。川北廣元、通江造像可能是長安畫樣的變體，開龕鑿窟出於武后旨意。川西南：「蒲江的寶冠佛及其寶座源自波羅模式。印度造像到達四川，通過緬甸和雲南……四川工匠用自己的理解來處理外國模式，以便適應本地的口味，四川藝術在接受外來影響方面，從未成為被動的鏡子」。[17] 《法苑珠林》卷29：「依王玄策行傳云，西域瑞像無窮……除行傳外，范長壽別撰西國記六十卷，中國畫四十卷，今不傳」。四川的地理位置，繁榮的經濟文化，有利於通過多條渠道，吸取外地營養與本土文化相交融，創造出多元揉合、異彩紛呈、富於地方色彩的石窟藝術。從貞觀至開元出現的上述造像上可見四川與外地在佛教藝術上的交流和影響。
三、盛唐至前後蜀
（一）大造密壇曼荼羅
密教系統譯經和正式傳授，始於開元三大士入長安，蓮花生進吐蕃，阿叱力到南詔。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譯經、建寺，造像，設壇灌頂，祈福禳災，廣為四眾授法。所譯經典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卷，收入大藏，依經造像壁畫雕塑遍南北寺院石窟中。
四川地區依密經造像活動進入盛唐逐漸增多，迄至前後蜀，主要分佈在川北、廣元、巴中、通江，川西南樂山、夾江、丹陵、仁壽、蒲江，川東安岳、大足、合川等約五十餘地區。盛唐依密經造藥師佛作為主尊、脅侍二菩薩二力士，以及雙獅共一龕，《始寧縣誌》：鑿造於「巴中始寧寺後，精美絕倫」（圖4）。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開元初，成都妙積寺有尼魏八師，常念大悲咒……僧法成自言能畫，劉意兒常合掌仰視，然後指授之……後塑先天菩薩像凡二百二十四首，首如塔式……先天菩薩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分三卷往上都流行」。安岳臥佛院千手觀音像可能造於此時，開啟了四川地區大造密像的先河。
天寶十五年至乾符二年（756-875年），吐蕃、南詔侵擾川西南地區，歷時一百二十年，直至晚唐乾寧，光化（894-898年）大造祈福、禳災、護國的儀壇尊像。千手觀音，毘沙門天王造像常在龕群中占主要位置引人注目，造尊勝經幢較為普遍。地藏十王，如意輪觀音，珂勒帝母，行道高僧，相繼鑿造。仁壽牛角寨彌勒大佛側壁造毘沙門天王，樂山凌雲崖大佛兩側崖壁下，左右二龕護法神，高冠長裙、飾瓔珞如密像。巴中南龕中造毘沙門天王與觀音，榮縣羅漢洞造毘沙門天王與尊經幢等多樣組合造像。唐末天下大亂十國分離，四川相對安定，前後蜀仍造像不斷。鑿窟開龕主要分佈在川東大足、安岳、合川、資中、樂至、廣安等地。大足造像成群集中，內容與形式較具代表性。觀音地藏或觀音地藏十王多龕造於此時，尤以地藏小龕較多。永平五年（915年）造大威德熾盛光佛並九曜，廣政十七年至十八年（954-955年）造藥師琉璃光佛，八菩薩、十二神王、十佛、地藏，尊勝經幢共一龕（圖5），類似藥師龕也雕刻在資中、安岳等地。樂至報國院造「大悲千手觀音與觀經變」，白衣觀音與地藏組合。
（二）顯密造像並列或相涉
中唐巴中一佛五十菩薩圖中或有地藏尊像，或與彌勒、觀音共刻在一處。通江佛日崖造雙身或三身彌勒佛與地藏觀音並列，邛崍石筍山、丹陵劉嘴、鄭山，將千手觀音龕與觀經變龕並列，為了祈福現世及彼岸。在資中、夾江、邛崍等龕群中可見千手觀音、毘沙門天王、維摩、觀經變、華嚴三聖等顯密造像共一崖壁。尤其是石筍山龕群，龕窟排列規整，似有意安排，以示顯密並奉，僧人顯密兼修。「唐代僧侶大多兼習諸宗，而律宗與密教似尤多關聯」，[18] 日本臺密宗師「最澄……大師在唐一年，其所學法門遍及圓、密、禪戒諸宗，稱之為四種傳承」。[19]
（三）雕繪並舉，相得益彰
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建成都大聖慈寺。宋．李之純，《大聖慈寺畫記》：「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總九十六院、樓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諸夾紳雕塑不與焉。」以朝廷待詔及長安畫壇名家為主的畫壁多屬密教。諸如：孫位畫「行道天王」仿張僧繇「戰勝」，趙公祐畫「天王部眾」，范群畫「鬼子母」、「水月觀音」、「大悲變相」、「八明王」「藥師像」，盧楞迦畫「行道高僧」，辛澄畫「五如來同坐一蓮花」、「如意輪菩薩」、「泗洲大聖」，張南本畫「孔雀明王變相」，杜齯龜畫「毘盧佛」、「十二面觀音」，趙溫奇畫「千手觀音」、「北方天王」，蜀人左權畫「千手眼大悲變相」，仿吳道玄「地獄變相」……。天福年（936-943），雍州趙德玄入蜀，攜來梁、隋、唐名畫百本。後蜀孟昶設立畫院，《五代名畫補益》記當時名畫，雕繪巧匠以四川較多，繪畫藝術與南唐抗衡，不僅是全國兩個繪畫中心之一，也是密教造像最活躍的地區。廣元觀音崖鐫題：鑿窟造像「召善鑿之良工，訪精能之巧畫」，綿陽西山觀石窟壁有大聖慈寺名家張南本題名。壁畫名目常見於石窟，「名目雖同，形狀無一同者」，寺院壁畫與石窟雕刻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四）南北交流，競放奇花
四川地區大造密像之時，有曾受金剛智灌頂的中書侍郎杜鴻漸，[20] 永泰二年（766）兼劍南節度使「統轄四川」；[21] 成都唯上受業於慧果；天寶時，嘉州（樂山）凌雲山上建烏尤寺、鑄烏尤像（濕婆妻烏摩為密教主尊之一）；[22] 大曆年間（767-779年）長安章敬寺僧馬采到邛崍造像弘法；會昌七年（841年）當吐蕃藏王滅法時，有藏饒薩等滿載律藏到西康設壇灌頂至後弘期返回；永和七年（837年），曾在河南金闕（谷）寺出家受灌頂的洪照師入蜀，住綿州大安寺，其門人修持三密，設壇降魔，真言驅邪，咒水治病救人，於山崖造鬼子母尊龕；[23] 眉州知玄，曾習瑜伽法門，大中年間返川，著有《慈悲水懺法》，僖宗賜號「悟達國師」。大中九年（856年）嘉州柳本尊專持大輪五部咒，設道場於嘉州、成都、金水一帶，自殘肢體供佛，咒水治病驅邪，為人治病，受到前後蜀主的嘉獎，為南宋趙智鳳建寶頂山道場推出教主。柳本尊似吐蕃甯瑪派單傳咒師，為人誦咒驅邪治病如洪照師門徒，蓄長鬚同南詔「梵僧」。西昌昭覺地區屬南詔、大理政權範圍時，在昭覺造南詔阿叱力教道場，祈福驅邪，禮拜南詔君主：四川密教造像受到南北地區多元影響。
《益州名畫錄》：「蓋益州多名畫，富視他郡，謂唐二帝播越，及諸侯當事之秋，是時畫藝之傑者遊從而來，故其規格楷模無處不有」。石窟造像與之相同，不少精品，顯然出自名家手筆，可追尋名畫圖像的佈局和造型的筆蹤。四川唐五代時期造像活動多與周邊地區交流發展演變呈現新風。安岳臥佛院開元間造千手觀音立像，三頭六臂其餘手線刻壁上，如龍門石窟東山造像。中唐邛崍石筍山等地千手觀音結跏趺坐於多級蓮台，除四十手外，其餘手規整排列於多層同心圓中向外輻射，二十八部眾排列左右。晚唐大足，資中造千手觀音像善跏趺坐，下跪豬頭人身、象頭人身及一貧一富人物，仰首望菩薩手中的甘露、金錢，類似圖像可見於敦煌壁畫。丹陵鄭山，劉嘴的千手觀音龕構思奇妙，技法精湛，菩薩身側浮雕如意輪觀音四臂，六臂、多臂變體圍繞。天王站立龕門，帝釋和二十八部眾、水神、火神、風神、地神以及守護持咒一切天龍鬼神眷屬近百身，分為左右二組，成群結隊，各持器杖，揮臂吶喊，簇擁為首者聚集觀音菩薩座前（圖6）。令人聯想到《益州名畫錄》記：「孫位仿潤州張僧繇畫壁《戰勝》，天王部眾人鬼夾雜，矛戟鼓吹，縱橫馳突，交加戛出，欲有聲響。」石筍山造千手觀音像龕，雕刻半裸、大乳、鼓腹的婦女，有身披大衣如彝族「卡爾瓦」者世俗人物。
唐天寶七年詔諸道節鎮所在州府，於各城西北偶置毘沙門像，元和時（806-820年）資中北崖「毘沙門天王頌」天成四年（929）造像碑中，記抗南詔兵入侵成都，毘沙門天王大顯神力事。四川各地造毘沙門天王像單身最多，有的同一崖壁多達三或四龕，體態造型和服飾有變異。內江龍翔山一坐式像畫樣可能出自長安寶應寺唐代名家韓幹壁「側坐毘沙門天王圖」，仁壽牛角寨彌勒佛側壁毘沙門天王戟上掛旗，手托佛塔，服飾均與南詔、敦煌造像相同，形象特殊或有可能傳自吐蕃。石筍山造像高達四米，足踏地神，同一圖像與大黑天神雕刻在雲南石鍾山八明王側。大足北山晚唐造毘沙門天王腳踏三夜叉、諸藥叉、羅剎以及男女眷屬擁立左右，人物造型、構圖佈局類似敦煌「天王渡海圖」（圖7）。
四川石窟中最早有紀年的地藏十王圖，鑿造在綿陽魏城龕群中，中和元年（881年）造此龕，地藏座前雕刻七身閻羅王坐案後及罪人受刑圖，鐫題設七齋供七佛水陸懺文。廣明年間（880年）內江一龕地藏十王兩司及罪人過堂量刑圖（圖8），似南宋寶頂山道場地獄變的雛型，與敦煌莫高窟地藏十王木板畫類似。[24] 莫高窟五代宋初寫經卷子《佛說十王經》題：「成都大聖慈寺沙門藏川述」。唐五代時期四川石窟造像與敦煌莫高窟多有趨同，造像時間大致同步，交光互影，脈絡相通，同受中原影響或彼此交流。敦煌、南詔、吐蕃與四川地處西南，鄰近邊陲。成都地扼北方絲綢之路與南方絲綢之路的樞紐，多條道路在此交錯。東順長江至江南入南海；南下滇、藏進天竺；北上長安，東去洛陽，西過河西走廊，出敦煌通西域；或由川北松茂沿青海黃河南，與河西走廊南北並行的「河南道」出敦煌。川、滇、藏、甘地區佛教傳入最早，造像持續時間最長，交流往來最為活躍，敦煌莫高窟與吐蕃寺院壁畫，塑像以及遍佈四川各地的石窟群和南詔石寶山等多處造像密教壁畫與雕塑藝術遺最為弘富輝煌。在四川西昌地區的昭覺縣通往南詔的古道深山密林中，此地屬南詔政權範圍時，開創了一座密教道場，祈福驅邪，禮拜諸佛菩薩，梵僧和君主。道場面積約四百四十平方米，在十六座巨石上，以陰紋線刻略有起伏的雕刻手法，雕鑿佛、菩薩、明王、梵僧、佛涅槃圖，以及男女生殖繁衍圖及漢式、梵式佛塔，巨石上殘留漢文咒語。可見，滇、川、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影響（圖9）。在高約九米寬十七米的崖壁上，雕刻南詔王出行圖，南詔王及其隨從六人，握繮躍馬奔跑，人物形象和犬馬動態相當生動，諸佛、菩薩、明王及人物的造型技法顯示出濃郁的地方風格。盛唐至中唐，菩薩多濃麗或俊秀，衣褶處理出現了吳道子所創「蒓菜條」，其勢圓轉，衣服飄舉。晚唐菩薩體態端嚴，服飾簡淡，「吳帶當風」的韻味已漸消失。中唐經變中人物、護法部眾、鬼神「奇異狀」、驚心動魄。天福中（936-943年）釋貫休入蜀，大足前後蜀造像集中在北山，羅漢和千手觀音龕像上，透露出禪僧寫意風格，以大刀闊斧的手法處理，雕塑技法正在醞釀新的變化中。盛唐至前後蜀，四川不少密教造像雕刻精湛，神韻足，品格高，展示本土風格，精品最豐，與敦煌石窟壁畫競放奇花異葩，美不勝收。
四、北宋南宋時期
（一）密壇曼荼羅的新天地
趙宋王朝在與遼、金、西夏、大理、吐蕃諸政權的對峙中，時戰時和互通有無，彼此交流，經濟文化發展超越隋唐五代，躍居世界前列。自宋初印僧天息災、法天傳佈新譯密經，施護、法護等十五人，也相繼譯出新經，兩宋共譯經284部，758卷，其中密教典籍最多。印度晚期密教傳入，理學興起，佛教諸宗相涉，儒釋道交融，迅速在南北各民族地區傳播，產生了複雜的派系，密教藝術隨之發展演變。晚期密教尊師重口傳，阿闍力派系不同，對顯密經典和曼荼羅的解釋各異。以大足石窟為代表，題材內容豐富龐雜，藝術表現形式變異多彩，展現一片新天地。
大足石門山，北宋紹聖年間（1095-1098年）已造水月觀音、孔雀明王、珂勒帝母。靖康之亂，宋室南遷，紹興年間開龕鑿窟連年不斷。水月觀音、孔雀明王、珂勒帝母，不空羂索觀音、數珠手觀音、如意輪觀音、摩利支天等密壇曼荼羅龕，鑿造在大足與北山為中心的十餘處山崖中組合成群，構成祈福禳災護國的道場。建炎二年（1128年）鑿「如意輪觀自在菩薩」一龕，造像設置如菩提流支譯《如意輪陀羅尼經》內容：「西馬頭觀音，左一髻羅剎，南四面觀音、天帝釋諸天眾、苦行仙眾、藥剎眾、七星大眾、地天、大梵天、諸梵天……數十身」。靖康元年（1116年）「都作伏元俊造孔雀明王菩薩佛母」窟，菩薩四臂乘孔雀、壁面浮雕千佛。同年伏元俊造彌勒下生經窟鐫題：造「彌勒泗洲大聖」，可證與彌勒毗鄰的窟中三尊像即以泗洲大聖為主尊，左寶智、右方可能為傅大士，主尊造型與宋景祐至慶曆年間造浙江瑞安惠光塔出土的「泗州大聖」完全相同。左右二相當與「彌勒下生」有關。南朝齊梁時，寶志與傅大士均業禪，傅大士自稱「彌勒分身世界，廣度眾生」；施行救災濟貧，護世退敵，神通顯於世。三人或為觀音化身，或為彌勒分身，均顯神異，奉者如狂，為密教所崇奉。
紹興年間依天息災新譯《大摩里支菩薩經》建炎元年（1127年）宋室南渡，置摩里支天女像於西湖畔中天竺寺。大足北山造像如經所說：「摩里支天女身如閻浮檀金光明如日，頂戴寶塔著紅天衣，腕釧耳環寶帶瓔珞，及諸雜花種種莊嚴，六臂三面三眼光明耀，唇如曼度迦花，於頂上寶塔中有毘盧遮那佛。」嘉佑四年（1059年）蘇洵作《極樂院造菩薩記》中有「解冤結」菩薩，此菩薩名又見於安岳千佛寨慶元二年（1196年）造像中，此菩薩造像樣式在大足石窟最多，與新譯《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所說吻合，三面六臂女神座下有下跪合十或頭上露善惡兩面飛翔的「羅剎利童子」。
（二）顯密相涉，佛儒交融的造像
印度密教在與大乘佛教和婆羅門教相交融中形成，與《大日經》、《金剛頂經》為根本經典，其中含顯密教理，以密為核心，修習教相、事相二門。宋慶曆二年（1042），印度兼宏顯密的毗訖摩尸羅寺阿底峽尊者應邀入藏，阿底峽著《菩提道燈論》兼弘顯密，由顯入密。「道頤著《顯密成佛心要集》二卷，調合密教與顯教，使大日與華嚴一致。又慧克著《密咒圓音往生集》使結合密咒與唸佛，又覺苑著《大日經演秘抄》完全調和華嚴與密教。」[25] 在敦煌、大理都有顯密並奉、顯密相涉的造像。莫高窟西夏晚期洞窟中「在壁畫上把顯教經變與密教曼荼羅並列一窟，把中國菩薩與印度、尼婆羅菩薩同畫一堂，把漢密、藏密排在一起。」[26] 「《宋時大理國畫工張盛溫畫梵像》其包涵真夠得上龐雜豐富，不但大理國王、宗教於此可見，舉凡密宗、禪宗、中國、印度、尼泊爾、爪哇一帶的宗教影響，都可據圖指點。」[27] 大足石窟宋代造像群不僅顯密並列，而且顯密、佛儒道三教彼此相涉，趨向融合，可見周邊地區及外域的影響。紹興六年至十四年間（1136-1144年）以釋迦牟尼佛無量壽佛或毘盧佛為主尊，脅侍《十聖觀音》的幾個大窟，含修菩薩十地內容，分別在石門山，妙高山，佛安橋鑿造。北山佛灣政和六年造普賢神變窟，諸菩薩頭頂彩雲，顯現瑞像中有如意輪觀音，數珠手觀音，不空羂索觀音等；轉輪藏窟中造釋迦、脅侍觀音、勢至、普賢乘象，不空羂索觀音，數珠手觀音，文殊乘獅，寶印觀音，白衣觀音：設華嚴、禪、密諸宗尊像於一窟（圖10）。北山七級多寶塔中設置顯密諸佛菩薩像，組合釋迦與龍樹、地藏，釋迦與孔雀明王不空羂索觀音，阿彌陀佛與如意輪觀音不空羂索觀音。道人邢通道為報母恩，又造「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小龕五十餘，依善財參拜善知識內容順序佈局，逐級造像嵌於塔內外壁面，似讓善男信女登塔觀像中，領悟善財參拜諸善知識成佛的歷程，佛法就在世俗生活中。塔內造像從底層至第六層「娑婆雙林示寂式」龕前，似含有成佛孝親報恩思想。此龕內容依經所說，佛涅槃時，佛母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眾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塔內造像整體佈局與瀘州報恩塔大同小異。宋以儒治國，興理學、崇孝道，契嵩、宗賾、智園、宗杲等繼宗密之後，佛儒合唱，行孝報恩，忠君愛國。漢州柳本尊院，高宗、理宗、常禮之。南宋大足僧趙智鳳雲遊柳本尊院後，建寶頂山道場。規模宏偉整體佈局的寶頂山道場造像群，以「看轉大藏、普為四恩」為宗旨，孝為成佛之本。由四方結界，教相道場，「報恩圓覺道場」，事相壇場等組合華嚴、淨土、禪、密諸宗經變及密教儀壇。為顯密相涉、佛儒交融，以教主柳本尊為皈依，由顯入密修瑜伽本尊成佛報恩的專修道場。教相道場造像主要有《毘盧庵》，佛涅槃，廣大寶樓閣，六道輪迴，父母恩重經變、大方便報恩經變、觀經變、地獄變、柳本尊十煉圖；「報恩圓覺道場」有圓覺洞、牧牛圖、正覺像（圖11）；事像壇場有祖師塔、灌頂壇、理趣會禪室、佛報恩經禪室，「毘盧庵」禪室等。[28] （圖12）「在中國本部密宗道場之有大宗石刻者，亦誠此一處，誠中國宗教上重要遺也。」
（三）中心寺院和支院
在安岳石羊鄉與大足毗鄰約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區有多處密像：毘盧洞柳本尊十煉圖與寶頂山道場造像有趨同變異，「寶岩」窟中毘盧佛居中，左柳本尊右釋迦，如此組合似確定柳本尊居佛位，文獻記此處有「水井殿」，疑此地造像為灌頂而設；孔雀場造孔雀明王窟並經目塔一座，似為祈雨禳災壇場；茗山寺崖壁鑿高約五米巨像多尊，鐫題「現師利法身」文殊像及毘盧佛脅侍文殊普賢像，壁面浮雕滿月圓龕中坐佛並鬈髮僧。更造有與寶頂山道場類似的護法諸神九身，轉法輪塔一座，第一級上雕鬈髮僧四身。此處造像突出文殊師利菩薩，含有護國思想，如唐大興寺設文殊閣，代宗親書「大聖文殊鎮國之閣」[29] 以上三處造像及箱蓋山華嚴窟，大佛崖庵堂寺中佛冠上有柳本尊或鬈髮僧像。安岳五處造像與寶頂山道場造像趨同又有變異，因而有兩處造像，一個中心的說法。佛教在中心寺院之外另設子院，唐宋均有先例。[30] 安吉娜在〈兩個部分一個藝術中心〉文中說：「安岳縣的幾處佛教造像……這些浮雕位於大足縣以外25至30公里的地方，然而如此的相似性和重覆這些造像有更深的意義。我的看法是，安岳的上述佛教地點，是進入寶頂山進香圈的一部分。」[31]
（四）佛儒道相融的造像
大足寶頂山道場「六耗圖」鐫題「彌勒化身傅大士作」，此南朝齊梁時傅大士曾著僧衣、道冠、儒屨見梁帝，「表示中國禪的法相是以儒行為基，道學為首，佛法為中心。」[32] 宗密《原人論》云：「孔、老、釋迦皆至聖」。北宋張商英比三教於藥，《護法論》云：「儒治皮膚之疾，道治血脈之疾，佛治骨髓之疾」，「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腳之不可缺一也。」元豐五年至元佑五年（1082-1090年）大足石篆山造三教龕群中毘盧佛龕，地藏十王龕，珂利帝母龕與老君龕，孔子及十哲龕並列；佛安橋造三教窟以毘盧佛為主尊，左道右儒，脅侍尊者，地藏等：密教尊像進入三教窟中。鐫題「嘉熙四年」的安岳石羊鄉三教窟「大般若洞」與華嚴洞毗鄰，華嚴洞中射出光柱，標六字真言中「唵」字，般若洞中射出光柱標字可能即「化」字。佛典稱「化，教化也，即教人轉惡為善，又，以通力變現種種之相」；吐蕃寧瑪派之教義分為三部，第一部「化」在這個境界中，產生無欲（般若）。兩窟造像透露出在大足與安岳的華嚴、禪、密諸宗交光互影，溶入佛儒道三教中。
（五）宋代佛教石窟雕塑藝術的峰頂
1.傳神寫心，包容無礙
宋代造像重傳神寫心。造像寫實或誇飾或寫實與誇飾並行互補，摹難顯之狀，傳難達之情，足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33] 宋代菩薩造像多著寬袖長袍，體型修長清秀，端嚴肅立，面露微笑，「使人見則肅恭，有歸仰之心……其姱麗之容，是取悅於眾目」。[34] 大足北山佛灣普賢神變窟和轉輪藏窟，菩薩形象各異，頭部扭轉俯仰，顏面五官造型特點，手臂曲伸高低，菩薩乘獅象，立蓮花，坐束腰方座或岩石上，嘴角唇邊眉宇之間表情入微，以及服飾衣褶處理，無不苦心經營，力求多樣變化。使觀者沈浸入美的享受中。「除敦煌壁畫外，實少如此豔麗之作」。[35] 寶頂山地獄變中的十王侍者，有的瘦骨嶙峋，眉細目長，眼光犀利，嚴峻凝視，有的體形彪悍，額圓頤方，虬髯滿腮，神態兇猛，或深目隆鼻，長鬚飄逸，面露笑容，氣宇軒昂，造型大刀闊斧，細部刻劃深入，形象生動性格鮮明。為了強調受刑人的痛苦，對人體結構，運動規律和面部表情，以誇飾手法揭示其內在的激情。在不少的情節中以二至四人為一組，表現在同一環境，不同性別，年齡和身份的受刑人惶恐、悲慘、憤怒、絕望的心情。寶頂山道場造像，通過雕塑藝術語言，聯繫社會生活，多方比喻，利用善與惡、真與偽、美與醜、生與死、歡樂和痛苦的對照反覆說教，其中穿插有莊嚴的頌歌，讚美佛降生與涅槃，行孝報恩以及柳本尊的苦行；還有優美的抒情曲，宣述父母恩德和牧牛生活，西方世界的美景與地獄變的苦刑相對照。通過多種風格的藝術處理，讓善男信女的心潮隨之起伏，不同的內容與形式，彼此交光互影，包容無礙，達到圓融美好的境界。
2.不仿前人，交流創新
四川兩宋時期，密教造像藝術在宋代美學思想和繪畫藝術的發展，南北民族的往來交流中，於南宋時加快進入共同發展華夏文化的新時期。畫院倡導「畫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態行色俱若自然，筆意高簡為工」，重視藝術作品的獨創和多樣。民間雕繪巧匠，通過考試進入畫院或作院，匠師社會地位和藝術水平的提高展現出新的成果。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的審美需求，藝術作品進入市場爭創新樣。加之晚期密教尊師，阿闍梨派系不同，對經典和曼荼羅的解釋各異，何況新譯密經，必須創作新圖，南北交流趨同變異更加多樣。密教護法神珂勒帝母又稱九子母，北宋張爽「法門寺九子母記」中所說構圖和情節與經文基本吻合，並再現於大足北山石窟中更有多種變體、殿堂式、庭院式以及珂勒帝母夫妻共一龕等樣式。寶頂山千手觀音的千手，上下左右錯落排列，類似山西崇福寺壁畫，宋以前千手觀音座前豬頭或象頭人身侍者，在崇福寺，寶頂山以及《大理張盛溫梵像卷》中都改變為頭戴豬冠或象冠的人物。金代木雕及山西普化寺二十四諸天泥塑衣褶，造型棱角分明，起伏強烈，富於節奏感的技法，在鐫題有「穎川鐫匠胥安」造像記的北山轉輪藏窟中得到充分發揮。在法華、華嚴以及密經中，都有佛菩薩等從地湧出，於空中現半身色相的描述，[36] 令人想起寶頂山造像群中許多佛、菩薩、明王和世俗人物的半身像（圖13），以及柬埔寨吳哥石窟巴揚寺塔上巨大的人面像和印度象島中世紀的濕婆三面半身像。但是寶頂山半身像的多樣處理，可能更為重視藝術效果：半身像的處理手法與趙昌的折枝花卉和山水畫中「馬一角」、「夏半邊」等含蓄的處理有異曲同工之妙。表現具有特徵的一角一隅，較之求全更勝一籌。以局部敵全身者，當時還有鄧椿《畫繼》：「汝州司馬寇畫真武神於雲霧中現半身，觀者敬駭。」
印度以外的大規模密教造像群，現存遺僅印度尼西亞婆羅浮屠，柬埔寨吳哥石窟和寶頂山道場石窟群。婆羅浮屠為五層石砌平臺、回廊、塔婆組合；吳哥石窟石砌矩形大伽藍、內設回廊、塔婆和殿堂；寶頂山道場隨山形地勢自然環境佈局，突破龕的形式，在開闊的空間，於露天崖壁上造像，遠近觀賞。開洞窟為殿堂，沿崖鑿回廊，在長達五百米的崖壁上造像，或疊石造塔築壇場。由四方結界，教相道場，「報恩圓覺道場」，事相壇場造像群構成宏偉的道場。婆羅浮屠與吳哥石窟供奉毗濕奴與祖先崇拜相結合，表明君權神授，君主為神的化身；寶頂山道場崇奉毘盧佛化身柳本尊，專修本尊瑜伽成佛報恩，孝親忠君，禳災護國的專修道場。三處造像題材有所趨同，如佛涅槃，佛本生，孔雀明王以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等。婆羅浮屠與吳哥石窟是爪哇和柬埔寨文化藝術發展最高的表現，寶頂山道場則為「華夏民族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37] ，石窟藝術跨登高峰的代表作。「寶頂山石刻造像是全國晚期石窟造像中最重要的一處，又是全國大幅浮雕作品中唯一的一處，反映社會生活最突出的一處，也是佛教藝術作品最感人的一處。」[38] 「其計劃之精細嚴密，規模之壯麗宏偉，藝術之精巧神妙，蓋為古今所罕見也。」[39]
五、結語
印度佛教傳播中土，在與我國傳統文化互相分歧和彼此滲透中歷經魏晉南北朝以至兩宋，在雜密、純密，以至晚期密教傳佈的進程中顯密諸宗相涉，儒、釋、道交融，與中華文化融為一體發展演變的趨勢；密教在雜密、純密以至晚期密教傳佈的進程中，依附皇權，深入民間，重現實利益，孝親忠君，攘災護國，建人間淨土，走向世俗化道路的思想傾向。在四川地區的造像中反映突出，並展現其特色。密教行道特重造像，以「方便為究竟」隨應而變。造像通過觀想，進入無限美好的境界，以藝術形象傳語言所不能表達的智慧和感情。讓「一切眾生見之樂，觀相不能盡，觀不厭足」。四川不少造像極富想像，凝聚世俗之美。當安史之亂，中原密教由盛而衰之時，四川密教造像正日趨繁榮，寺院壁畫與石窟雕刻競放異彩。四川密教造像藝術在與周邊地區的交流和來自南北不同教派入川，以及本土教派的產生中，展現其多元性、豐富性和獨創性。四川南朝造像精品薈萃，初露雜密色彩，含異域風味；唐前後蜀顯密相涉中大造密壇曼荼羅達於鼎盛；兩宋造像與密為核心，顯密、佛儒道合流，競放奇花異苞，都展現在南北朝唐宋佛教藝術的三座高峰上。四川密教造像在多元影響中持續不斷地發展演變的整個進程中開花結果，為我國密教造像史增添了光輝的篇章，而更豐富完整。
【參考文獻】
丁福寶，《佛學大詞典》。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中國美術全集編委會，《中國美術五千年》。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知識出版社，1980年。
史岩，《東洋美術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
沈子丞，《歷代繪畫名作彙編》。文物出版社，1982年。
祁志祥，《佛教美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
李延壽，《南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杜繼文，《佛教史》。中國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研究》。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
陳高華，《宋遼金畫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
郭若虛，《圖畫鑒文志》。湖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
華北居士林，《中國佛教美術史》。佛學書店，1931年。
程宅安，《密宗要義》。淨樂林編譯部華通書局，1929年。
劉玉山，《中國歷代藝術·雕塑篇》。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年。
（日）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正藏》。1979年。
（美） Howard Angela Falco, Buddhist Cave Art of Dzu China. Published by Wcatherthil, LNE. 2001.
【附錄】四川密教造像題記年表
本表密教造像題記大多是筆者調查石窟隨手抄錄，其餘摘自四川省志、縣誌、《四川文物保管委員會1956年調查報告》、《大足石刻銘文錄》和有關文獻及期刊。如：《四川文物》、《文物》、《考古》等。
四川密教在顯密並奉，顯密相涉中發展演變與密教有關造像題記相應列入。造像題記錄自鐫題的加引用號，冗長的有刪節。
本表起自南北朝迄止於南宋（西元420-1279年），按造像時期、年代順序排列。
一、南北朝至初唐
427
宋五世紀
彌勒下生經變造像石
484
南齊永明三年
「比丘釋玄蒿為帝王臣王累世師長父母兄弟眷屬及一切眾生敬造無量壽當來彌勒成佛二世尊像」茂汶出土
490
南齊永明八年
「彌勒成佛石像一軀」成都西安路出土
495
齊建武二年
「觀世音成佛石像一軀」成都商業街出土
504
梁天監三年
「造無量壽石像」成都西安路出土
520-549
普通至太清
「梁漢州善寂寺……張僧繇畫壁觀音地藏各一軀」
535
大同元年
「邑子吳氏泰造光明佛一尊供養」成都府河出土
548
太清二年
「敬造觀世菩薩一軀，明□天遊神」成都萬佛寺
557
北周永定元年
「藥王在其左，普賢在其右，文殊師利夾侍兩廂」
成都龍泉驛強獨樂建「佛二尊寶堂」
605
隋大業元年
「天竺曇摩拙義至成都雒縣大石寺刻十二神王於寺塔下」
630
初唐貞觀四年
「敬造救苦觀音一軀」、「敬造釋迦藥師佛」茂汶疊溪點將台
635
貞觀八年
「僧道密造阿彌陀佛並五十二菩薩作龕人楊子尚」彌勒佛、盧舍那佛、千佛梓潼四面龕
689
永昌元年
「為天皇天后敬造瑞像一龕」蒲江飛仙閣60號
663
龍朔三年
「阿彌陀佛龕」五十二菩薩、地藏、龍樹、通江千佛崖
710-716
景雲至延和
「造菩提瑞像」樹下毘盧佛、廣元千佛崖
650-655
永徽年間
彌勒龕一佛五十二菩薩龕大足尖山子
650-680
永徽至永隆
「唐武后大周萬歲萬萬歲」廣元千佛崖蓮花洞菩薩裝盧舍那佛
696-697
通天年間
「敬造釋迦牟尼佛一鋪，救苦觀音一軀……大周萬歲通天口年」廣元千佛崖
二、盛唐至前後蜀
713-722
開元初
「僧法成、劉意兒造先天菩薩」
713-741
開元間
「敬造地獄變一龕，雲岩寺上座釋沙門玄應書」安岳圓覺洞96號。千手觀音龕、安岳臥佛院45號
「僧廣行造地藏、觀音」廣元千佛崖 菩薩裝佛巴中西龕龍日寺46、40號
毘盧佛、巴中南龕37、103號，北龕12號
藥師佛、日光、月光菩薩，巴中始寧寺龕群1號
721
開元九年
二觀音龕「金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玄奘奉詔譯」經咒碑樂至石匣寺1號
724年
開元十二年
「佛頂尊勝陀羅尼咒」經幢，安岳臥佛院
730
開元十六年
盧舍那佛、南川縣
開元二十年
「三世佛、救苦觀音上座玄應書」安岳千佛寨
713-756
開元天寶間
「藥師琉璃光佛」安岳千佛寨
「尊勝陀羅尼經幢」巴中南龕89號
菩薩裝佛巴中南龕37、103號、北龕12號、西龕40、46號造地藏一軀廣元千佛崖大雲洞。一佛五十菩薩地藏通江魯班石15號。「嘉州淩雲寺大佛像」。千手觀音龕丹陵劉嘴45號、鄭山64號。「寶誌禪師」、廣元觀音崖。烏尤（濕婆妻）銅鑄像、樂山烏尤寺。一佛五十二菩薩閬中乞兒崖。
彌勒大佛毘沙門天王仁壽牛角寨。
759
乾元二年
「陀羅尼經咒」，木板印刷成都出土
地藏觀音龕巴中南龕80號
767
大曆二年
千手觀音龕76、79號、毘沙門天王80號，邛崍石筍山
780
建中元年
「五如來同坐一蓮花」、「如意輪觀音」、「泗州大聖」，成都大聖慈寺辛澄畫壁
807
元和二年
「如意輪觀音」，廣元千佛崖
826
長慶六年
「水月觀音」，成都大聖慈寺左權畫壁
827-835
太和年間
「大日如來，風雷雨電諸神安岳天宮山
836-840
開成年間
「鬼子母」、「北方天王」、「南北二天王」、「八明王」，成都大聖慈寺範瓊畫
孔雀明王地藏觀音一龕樂山龍泓寺
842
會昌二年
「尊勝陀羅尼經幢」，邛崍淨興寺
846
會昌六年
「毘沙門天王、立救苦觀音于毘沙之左，勾當鐫造人元從衙」巴中南龕
847-889
大中年間
「鬼子母」三台東山觀音院
毘沙門天王夾江千佛崖107、136、159號
849
大中三年
「尊勝陀羅尼經幢」邛崍隆興寺
854
大中八年
地藏龕資中重龍山90號
858
大中十二年
「藥師琉璃光佛藥王藥上菩薩一龕」資中重龍山100號
860
大中十四年
「敬造日光月光菩薩二僧」通江佛耳崖一號
860
咸通元年
千手觀音，蓬溪新開寺
860-867
咸通中
「寶幢刻西方神咒」遂寧真如院
865
咸通五年
地藏龕、資中北崖54、47、48、87號
860-867
咸通年間
毘沙門天王、資中北崖46、58、49號
「妝畫如意輪觀音」巴中南龕
毘沙門天王、榮縣羅漢洞
876-878
乾符年間
「造大悲龕」資中重龍山
「北方大聖毘沙門一軀」毘沙門天王65號巴中南龕
毘盧佛龕「鐫石人趙行同」巴中南龕103號
880-881
廣明至中和
地藏十王兩司地獄變龕，側坐毘沙門天王內江翔龍山
874-880
乾符廣明年間
「天王部屬諸神」成都大聖慈寺呂嶢畫壁。
「地獄變」成都大聖慈寺竹虔畫壁。
彌勒地藏龕「彌勒二身趙益何楊敬造供養地藏菩薩一身弟子趙裴低供養」。又有雙彌勒天王地藏，三彌勒地藏天王觀音三彌勒地藏觀音並列一龕，通江佛日崖。
880-882
廣明至中和
彌勒佛、大黑天神、綿陽魏城
881
中和元年
「地藏十王設七齋」綿陽魏城
885
中和五年
「東方天王及部屬」、「行道天王」成都大聖慈寺孫位畫壁
885-888
光啟至文德
「五佛二天王二力士鬼子母佛一座十僧」81號
「五如來佛共五身鬼子母及諸子」巴中南龕73號
888
光啟四年
阿彌陀佛地藏觀音巴中南龕77號
892-893
景福年間
毘沙門天王「石匠趙文齋、張文進」通江趙巧崖
894-898
乾寧年間
「南北二天王」成都大聖慈寺趙德齋畫壁「托塔天王」、「泗州和尚」成都大聖慈寺常仲胤畫壁
昌州刺史韋君靖像及造像碑「鑿出金仙現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種相好」大足北山佛灣1號
896
乾寧二年
「敬造救苦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一龕為故何七娘鐫造當願存此功德早生西方受諸快樂」，「救苦觀音龕26號日光月光菩薩龕」24號，大足北山佛灣
897
乾寧三年
「昌州刺史王宗靖造地藏、救苦觀音」58號，「敬造歡喜王菩薩一身比丘尼惠志造奉報十方施主」240號，大足北山佛灣
898
乾寧四年
「阿彌陀佛地藏菩薩救苦觀音菩薩」龕52號，「敬造如意輪菩薩一龕都典座僧明悟造一龕」24號，大足北山佛灣
899
光化二年
「地藏菩薩並十王」資中重龍山85號
「敬造地藏菩薩一身」遂甯龍居寺6號
898-901
光化年間
地藏十王龕、資中西崖89號
千手觀音11、113號，地藏、47、87、54號資中北崖
900
光化四年
「救苦菩薩並地藏菩薩龕」資中西崖83號
901
天復元年
「造大悲千手觀音龕願與骨肉團圓」大足北山佛灣243號
906
天復七年
「造地藏菩薩一龕「安岳庵堂寺3號
911-925
永平至咸康
「白衣觀音」安岳庵堂寺9號
藥師佛、地藏、資中重龍山157、21號
阿彌陀佛觀音地藏龕大足北山佛53、55、57、40號
坐式毘沙門天王、大足北山佛耳崖10號
地藏十王、安岳圓覺洞84號
922
乾德四年
「大威德熾盛光佛並九曜」大足北山佛灣39號
929
天成四年
「毘沙門天王咸通中南蠻救亂圍逼成都……天王茂昭聖力
遽顯神威」資中西崖34號
「白衣觀音地藏菩薩龕」安岳庵堂寺
937
明德四年
陀羅尼經幢廣元皇澤寺
938-960
廣政年間
地藏龕、大足北山佛灣23、140、191、205、220、231、243、276、277、284、298號
940-945
廣政三～八年
地藏龕37號，觀音地藏龕244號，大足北山佛灣
952
廣政十五年
藥師佛龕資中重龍山
954
廣政十七年
「鐫造藥師琉璃光佛八菩薩十二神王一部眾並七佛三世佛阿彌陀佛尊勝經幢一所兼地藏三身……設齋表慶迄永為瞻仰」281號大足北山佛灣
955
廣政十八年
「造東方樂師佛日光月光八菩薩十佛四地藏十二神王並經幢地藏等」279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260號，大足北山佛灣
958
廣政二十一年
六臂觀音、資中重龍山146號
地藏十王、大足北山佛耳崖4號
961
廣政二十四年
尊勝經幢、安岳臥佛院52號
963
廣政二十六年
「西方並大悲龕」、「大聖地藏觀音合為一龕」
樂至報國院
901-1189
天復至淳熙
博什瓦黑石刻群昭覺縣
三、北宋、南宋時期
976
太平興國元年
「金銅普賢像」峨眉山普賢寺。毘沙天王、資中西崖29號
1000
咸平二年
「藥師琉璃光佛並部眾」資中重龍山
1001
咸平四年
「觀音、地藏十王終齋陸記」大足北山佛灣253號
1003
咸平六年
「救苦觀音菩薩」大足北山佛灣247號
1041-1048
慶曆間
三頭六臂明王、安岳圓覺洞20號
1052
皇祐四年
「鐫造尊勝陀羅尼經幢鐫作文昌男惟簡惟一」大足大鍾寺
1059
嘉祐四年
蘇洵作《極樂院造六菩薩記》觀音、勢志、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
1084
元豐六年
藥師佛日光月光菩薩大足佛耳崖
1082-1085
元豐五～八年
「毘盧、釋加、盧舍那佛龕」，「老君大法真人龕」，「志公和尚龕」，「孔子十哲龕」鐫題：「願世世生生聰明多智」，珂勒帝母龕，大足石篆山「岳陽文惟簡鐫男居安居用居禮」。
1096
紹聖三年
「地藏並十王龕岳陽文惟簡男居安居禮鐫」大足石門山
1078-1085
元豐年間
「地藏二菩薩並十王」樂至清涼寺
1094
紹聖元年
水月觀音，「鐫匠文居道」大足石門山4號
1099-1107
元符至大觀
西方三聖「設水陸齋會，開四部大經」安岳真相寺
1107
大觀元年
千手觀音，大足北山佛灣288號
1094-1098
紹聖年間
孔雀明王，珂勒帝母，大足石門山8、9號
1116
政和六年
普賢神變窟（十三觀音變相）「造畫普見一身，乞願一家安樂」大足北山佛灣180號
1126
靖康元年
「本州匠人伏元俊男世能鐫孔雀明王菩薩佛母」大足北山佛灣175號
「伏元俊鐫彌勒泗州大聖」大足北山佛灣176、177窟
1128
建炎二年
「如意輪觀自在菩薩一龕祈乞干戈永息」大足北山佛灣149號
1134
紹興四年
維摩圖鐫記「李大郎重摹羅複明另刻住岩僧志誠」大足北山佛灣37號
1136-1141
紹興六年～
十一年
「建觀音大洞一所無量壽福並十聖菩薩祈風雨順時五穀豐盛」「正法明王觀音寶蘭手觀音寶經手觀音寶扇手觀音甘露王觀音寶蓮手觀音寶鏡觀音蓮花手觀音如意輪觀音數珠手觀音」「獻珠龍女大勢至菩薩善財功德像」大足石門山6號
1137-1148
紹興七年～
十八年
不空羂索觀音龕，水月觀音龕，孔雀明王窟，珂勒帝母龕，地藏龕「千佛洞普州攻鐫文仲璋男文琇侄男文凱鐫此數洞大足玉灘
1140
紹興十年
水月觀音龕「東普文玠記」大足佛安橋6號
1141
紹興十一年
千手觀音「……傍岩結樓，即石造像」內江東林寺
1192-1146
紹興十二年～
十六年
轉輪藏窟「造觀音菩薩一尊」「鐫刻妝彩大勢至菩薩迦葉阿難□□經藏洞……法輪常轉……潁川鐫匠胥安□□」「造文殊師利菩薩，普賢王菩薩二龕上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疆皇封永固夷夏乂安人民快樂」「鐫妝大聖數珠手觀音菩薩一尊」大足北山佛灣136號
1144
紹興十四年
「無量壽佛並十聖觀音洞」大足佛安橋2號
「引路王菩薩」大足佛安橋8號
1147-1155
紹興十七年～二十五年
「砌塔道人邢通道為母王氏二娘鐫刻善財童子五十三位善知識願母超生佛地」「伏小八鐫」大足北山多寶塔
「鐵匠劉傑施鐵索並龍樹菩薩一龕」60號左壁，任氏捨錢造「地藏王如來一龕」60號右壁，「娑婆雙林示寂式」64號，「伏小八鐫」大足北山多寶塔
1151
紹興二一年
「藥師佛龕鐫匠蹇忠盡」大足石門山
「九子太母」安岳淨慧崖
1154
紹興二四年
「地藏引路王菩薩伏小六鐫」大足北山觀音坡
1155
紹興二五年
水月觀音龕，西方三聖並十聖大足妙高山
1172
乾道八年
三教窟「東普攻鐫處士文孟周記」大足佛安橋12號
1194
紹熙四年
毘盧佛龕大足靈岩寺2號
1196
慶元二年
「解冤結菩薩」安岳千佛寨
1208-1240
嘉定至嘉熙
寶頂山道場造像群大足寶頂山
1231
紹定四年
「舍利寶塔圖」鐫題：「釋迦如來涅槃至辛卯紹定四年得二千乙百八十三年」寶頂山道場灌頂壇
1240
嘉熙四年
華嚴洞「般若洞」安岳石羊鄉
1241-1252
淳祐年間
珂勒帝母夫妻合龕「東普攻鐫文惟簡玄孫文藝刻」
1127-1258
建炎至寶祐
安岳毘盧洞、茗山寺、孔雀場造像
圖1-13（略）
[1]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文物出版社，1989年。
[2] 董夢梅，《中國佛教石刻藝術》。《安陽縣金石錄》卷2。
[3] 密教辭典編撰會，《密教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
[4] 同上註。
[5] 同上註。
[6] 黃懺華，《中國佛教》冊1。「北朝佛教．淨土師」。
[7] 華北居士林，《中國佛教美術史》。佛學書店，1931年。
[8] （日）樋口隆康，〈巴米羊石窟〉。《敦煌研究》創刊號，1983年。
[9] 《陀羅尼集經》，《大正藏》冊18。
[10]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唐時異族畏威，多遣子侄為質於唐，入充侍衛，授予武職。」造像可能與唐蕃戰爭有關，貞觀時太宗征突厥，武后稱帝又大破吐蕃，取回河西四鎮。
[11]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
[12]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
[13] 李巳生，〈成都萬佛寺南梁造像藝術特色的形成〉。《敦煌研究》第3期。1992年。
[14] 宿白，〈青州龍興寺窖場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文物》第10期。1999年。
[15] 董夢梅，《中國佛教石刻藝術》。
[16]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
[17] （美）安吉娜著、李松譯，〈蒲江飛仙閣造像〉。《敦煌研究》第4期，1998年。
[18]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
[19] （日）村上專精著，《日本佛教史綱》。商務印書館，1981年。
[20]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
[21] 同上註。
[22] 邱明宗，《中國佛教史略》。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
[23] 趙長松， 〈三台東山摩岩遺存是唐代密宗道場〉。《四川文物》第3期，1998年。
[24] 杜斗城，〈地獄變相初探〉。《敦煌學輯刊》第2期，1989年。
[25] （日）久保田量遠著、惠敏譯，〈宋代之佛教〉。《現代佛學》第2期，1959年。
[26] 史葦湘，《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
[27]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研究》。臺北：中國故宮博物院，1982年。
[28] 李巳生，〈報恩道場寶頂山〉。《敦煌研究》第6期，2004年。
[29] 陳陽炯，《文殊菩薩》：「大曆七年（772）依照不空奏請，代宗赦命京城及天下僧寺內，各選合適地方建立文殊閣，作為五臺山根本道場的支院……從此以後，唐代建寺必設文殊院，一直到宋代仍是這樣。大曆八年（773）不空在長安大興善寺造文殊閣……代宗親書，『大聖文殊鎮國之閣』額」。
[30] 周一良，〈唐代密宗〉：「在唐代，不同派別的僧人可以住在同一寺院裏，講授不同的經典，如果某派一兩位傑出的僧人住某院，所有年輕僧人匯集此接受教育，此院即成為這個特定派別的中心。」「大寺通常由許多院組成，也許不同派別的僧人佔據不同的院。」陳陽炯，〈文殊菩薩〉：「金閣寺、玉華寺、清涼寺、華嚴寺、佛光寺為國家禳災祈福，是國家的根本道場……密宗活動並不限於這五個寺。圓仁（日僧）來唐學法，記載竹林寺花園院堂中有金剛界曼荼羅一鋪……中台南面有求雨院離玉華寺十餘里。」《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1984年。游彪，〈略論宋代佛教寺院的子院〉：「在宋代，較具規模的寺院，除本院外皆有不少的子院和庵堂分散各地……這些子院，庵與本寺或隔縣或隔州，並非全在同一州縣。」
[31] （美）Howard Angela Falco, Buddhist Cave Art of Dzu China. Publishted by Wcatherthil, LNE. 2001.
[32] 南懷瑾，《南懷瑾著作珍藏本》卷5。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33] 劉勰，《文心雕龍·誇飾》，第37。
[34] 宋郭思，〈論婦人形象〉，《畫論》。
[35] 楊家駱， 〈大足龍崗區石刻記略〉。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大足石刻考密團考察記略之一。《文物周刊》第20期，1947年2月2日。
[36] 在《華嚴經》、《法華經》、《尊勝佛頂修瑜伽法儀軌》等經中均有現半身的內容。如《華嚴綱要》卷19〈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二十二：「又於寶樹華果中枝葉一一事中，悉見半身色相，天龍夜叉及至護世轉輪聖王、小王王子、大臣官長、以及四眾半身色相。」
[37]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篇》。
[38] 閻文儒，〈大足寶頂石窟〉，《四川文物石刻研究專輯》，1986年。
[39] 王恩洋，〈大足石刻之藝術與佛教〉。《文教叢刊》第7期，1947年。
数据统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