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泽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南洛阳 471003)



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洛阳伽蓝记·序》云：“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杨炫之在这里描述了北魏河洛地区佛教兴盛时期社会生活一个方面。如果以全新的视角观察北魏社会的佞佛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佛教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取向。



一、社会各阶层广建寺院



北魏时期所出现的佞佛现象，加速了佛教的传播速度。特别是社会上层拥有雄厚的资金，为了特殊的需要，纷纷出资建设寺院，且往往规模宏大，成为掺杂在居民区中最好的建筑。关于北魏时期洛阳寺院的兴建情况，《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中有神龟元年任城王元澄的一个奏章，颇能说明问题，兹抄录如下。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不俗不道，务为损法，人而无厌，其可极乎!



元澄的奏章将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寺院建设的规定和无序化建设的情况作了说明。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一现象，我们将《洛阳伽蓝记》中相关内容分门别类勾勒如下。

1．皇帝建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河洛地区的佛教寺院的兴盛与皇帝带头兴建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孝文帝开始，北魏的皇帝就开始在洛阳建寺院。孝文帝在其祖母冯太后死后，“为冯太后追福”，在开阳门外三里处修建报德寺。[1]宣武帝即位后，在恒农郡荆山用珉玉造一丈六尺高的佛像一座。永平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2]这表明后人建造寺院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感念先人。宣武帝在位时先后建了瑶光寺、景明寺和永明寺三座寺院。瑶光寺是一座尼寺，孝明帝即位后，宣武帝的高皇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神龟元年九月，高氏被胡太后害死在瑶光寺，“嫔葬皆以尼礼”。[3]景明寺是因“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4]宣武皇帝时佛教昌盛，洛阳因为作为国都的特殊位置，“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宣武帝又建永明寺以安置外国僧人。[5]

2．灵太后建寺。皇后建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灵太后胡氏。她所建的永宁寺影响深远，对北魏时期佛教在河洛地区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云：“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胡太后建永宁寺的情况，史书中有颇多记载。《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云：“灵太后锐于缮兴，在京师则起永宁、太上公等佛寺，功费不少，外州各造五级佛图。”李志在建永宁寺时为“永宁寺典作副将”。[6]永宁寺建成后，她还多次对永宁寺予以扩建。特别是永宁寺塔的兴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灵太后在他父亲死后，“寻幸永宁寺，亲建刹于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7]为了建造永宁寺塔，动用了京师数万人，张熠、郭安兴都先后参与过这件事。“永宁寺塔大兴，经营务广，灵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顾问，(张)熠敷陈指画，无所遗阙，太后善之。”[8]“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9]对灵太后大规模营建永宁寺的奢侈现象，李崇曾经上书劝说“颇省永宁土木之功”，他认为：“诚知佛理渊妙，含识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缓。”但并未被胡太后采纳。[10]

灵太后为了给自己的父母追福，还先后兴建太上公寺和太上君寺。太上公寺在景明寺南一里，为东西并立的双寺，“西寺，太后所立；东寺，皇姨所建”，其目的“并为父追福，因以名之”，当时人称作“双女寺”。灵太后为了显示孝心，还动用手中的权力，在六斋中“常有中黄门一人，监护僧舍，衬施供具，诸寺莫及焉”。[11]灵太后在洛阳城东为母亲修建秦太上君寺，“为母追福，因以名焉”。因为灵太后的重视，“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12]

不仅如此，灵太后的家人也在洛阳建寺。灵太后从姑建胡统寺后，“入道为尼，遂居此寺”。在这一寺院的诸尼，多是“帝城名德，善于开导，工谈义理，常入宫与太后说法”。灵太后对胡统寺的供养也很重视，“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13]

3．宦官建寺。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在佛教昌盛的社会氛围下也纷纷建寺院。宦官所建的寺院大多为尼寺。长秋寺是因宦官刘腾“初为长秋卿，因以为名”。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的昭仪尼寺，也是“阉官等所立也”。魏昌尼寺是“阉官瀛州刺史李次寿所立也”。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14]只有宦官王桃汤所建的王典御寺是僧寺，“时阉官伽蓝皆为尼寺，唯桃汤所建僧寺，世人称之英雄”。[15]

4．诸王建寺。北魏时期诸王也多建寺院，这些寺院既有尼寺，也有僧寺。清河王元怿修建的景乐寺，“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元怿死后，“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元怿弟元悦又对景乐寺“复修之”。[16]元怿还在洛阳城西建融觉寺，规模也较大，“有五层浮图一所，与冲觉寺齐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17]彭城王元勰修建的明悬尼寺在洛阳城东。[18]外戚冯熙虽然“为政不能仁厚”，但因崇信佛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当僧人劝阻他在建佛塔“伤杀人牛”时，他居然说：“成就后，人唯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他在北芒山建北芒寺，“其碑文，中书侍郎贾元寿词，孝文频登北芒寺，亲读碑文，称为佳作”。[19]这里的北芒寺即是《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所说的冯王寺。此外广陵王所建的龙华寺、北海王所建的追圣寺与灵太后所建的秦太上公寺是京师洛阳的三大名寺。[20]

5．官员建寺。官员兴建寺院在当时也蔚然成风。洛阳城东的龙华寺、正始寺和景宁寺都是官员所建。“龙华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21]正始寺因是“正始中立，因以为名”。[22]景宁寺“太保司徒公杨椿所立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杨椿创建景宁里，“遂分宅为寺，因以名之”。[23]洛阳城南的招福寺和正觉寺也是官员所立。三公令史高显洛在利民里地下挖出黄金百斤，根据黄金上的铭文，“遂造招福寺”。[24]正觉寺是“尚书令王肃所立也”。王肃是南齐归附北魏的大臣，“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面对原夫人的旧情，“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25]

6．僧人建寺。僧人所建的寺院有普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26]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在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的大市南的黄女台，“景明中，比丘道恒立灵仙寺于其上”。[27]

7．舍宅为寺。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北魏时期出现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并且形成了一股风气。

洛阳城内的愿会寺、建中寺、昭仪寺和光明寺都是官员舍宅为寺。普泰元年，尔朱世隆所立的建中寺本是宦官刘腾的宅院。刘腾因为与元乂共同幽禁了胡太后，所以，孝昌二年胡太后重新掌权后，将已死的刘腾宅院赏赐给高阳王元雍，“雍薨，太原王尔朱荣停憩其上，荣被诛。建明元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为荣追福，题以为寺，朱门黄阁，所谓仙居也。”[28]愿会寺是“中书侍郎王翊舍宅所立也”。[29]宜寿里苞信县令段晖住宅的地下常有钟声传出，并常常见五色光照亮堂宇。段晖“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趺上铭云：‘晋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段晖于是舍宅为光明寺。[30]

在洛阳城东达官贵人舍宅为寺的有平等寺和建宁寺。平等寺为广平王元怀舍宅所立。杨椿分宅院为景宁寺后，杨椿之子杨昱因在永安末年率众抵抗尔朱仲远。普泰元年，杨氏家族被尔朱世隆灭族，“后舍宅为建中寺”。[31]

在洛阳城西的冲觉寺，“太傅清河王怿舍宅所立也”。[32]宣忠寺是“侍中司州牧城阳王所立也”。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攻入洛阳，元徽与庄帝逃到长子城，在这种情况下，“徽愿入洛阳舍宅为寺。及北海败散，国道重晖，遂舍宅焉”。[33]追先寺本是“侍中尚书令东平王略之宅也”。建义元年，元略薨于河阴，其子景式“舍宅为此寺”。[34]在融觉寺西一里左右的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也”。[35]洛阳城南的归正寺，地处四夷里的归正里。“正光四年中，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来降，处金陵馆，为筑宅归正里，正德舍宅为归正寺”。高阳王寺本是高阳王元雍的住宅，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元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36]洛阳城北的凝圆寺本是“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迁京之初，创居此里，值母亡，舍以为寺”。[37]对于官员纷纷舍宅为寺的现象，《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云：“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寿丘里闾，列刹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凌。”《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亦云：“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

民众因为相信因果报应，舍宅为寺的现象也颇多。洛阳城东崇义里内有京兆人杜子休宅，据说是晋朝太康寺，“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城东的孝义里东市北殖货里，“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年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邻人谓胡兄弟相殴斗而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人入道焉”。[38]洛阳城西准财里内的开善寺本是京兆人韦英的住宅。韦英早亡，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但仍居住在韦英原来的住宅。韦英的鬼魂白日惊现，“梁氏惶惧，舍宅为寺”。[39]崇虚寺是“高祖迁京之始，以地给民。憩者多见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40]这种舍宅为寺的现象对后世亦有影响，北齐时，李世谦在母亲和姐姐死后，“士谦服阕，舍宅为伽蓝”。[41]

从北魏时期洛阳寺院建设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因为佛教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引起了全社会的佞佛盛行。为了满足人们这一病态的心理需求，社会上层千方百计地广建寺院。从皇帝、皇后到王公大臣都参与到寺院的建设足以证明佛教对社会影响之大，至于说为父母追福，为纪念先辈的原因虽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北魏时期社会上层广建寺院无疑对佛教影响人们生活产生了广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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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3]《北史》卷十三《后妃上·魏宣武皇后高氏传》。

[4]《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5]《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6]《魏书》卷六十二《李彪列传附子志传》。

[7]《魏书》卷十三《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8]《魏书》卷七十九《张熠传》。

[9]《北史》卷九十《艺术传下·蒋少游传附郭安兴传》。

[10]《魏书》卷六十六《李崇列传》。

[11]《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12]《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3]《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4]《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5]《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16]《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7]《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18]《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9]《北史》卷八十《外戚·冯熙传》。

[20]《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1]《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22]《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23]《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24]《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5]《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6]《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7]《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28]《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29]《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30]《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31]《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32]《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33]《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34]《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35]《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36]《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37]《洛阳伽蓝记》卷五《城北》。

[38]《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39]《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40]《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41]《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传附谧子世谦传》。




二、佛教对河洛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



北魏河洛地区佛教的昌盛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社会各个阶层普遍信奉佛教，所以佛教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北魏河洛地区佛教寺院的修建，浪费了大量的财物，对当时尚不太富足的社会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从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即可反映出这一点来。我们以《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所记述的奢华无比的佛教建筑来说明这一问题。永宁寺塔“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以至于“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其十二门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镮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到孝昌二年，因为大风，“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从九层高的佛塔上落入地下一丈多深，可见其重量之大，而再铸新瓶必然要有新的耗费。永宁寺北的佛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檐溜；藂竹香草，布护阶墀”。其规模之宏大堪为京师洛阳寺院之首。其他寺院的建筑也颇有气势。长秋寺的三层佛塔，“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异，难可具陈”。瑶光寺的五层佛塔，高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还有“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景乐寺有佛殿一所，“像辇在焉，雕刻巧妙，冠绝一时。堂庑周环，曲房连接，轻条拂户，花蕊被庭”。昭仪尼寺“有一佛二菩萨，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胡统寺“宝塔五重，金刹高耸。洞房周匝，对户交疏，朱柱素壁，甚为佳丽”。修梵寺和嵩明寺“并雕墙峻宇，比屋连甍，亦是名寺也”。景林寺“讲殿迭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建设如此豪华的佛教建筑，必然要浪费大量钱财。这从后人描述杨炫之撰写《洛阳伽蓝记》的动因得到证明。《广弘明集》卷六《辩惑篇第二之二》云：杨炫之“见寺宇壮丽，捐费金碧，王公竞相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也”。河洛地区的佛教昌盛，导致糜费了大量财物。为了修建佛教建筑，花费的钱财在史书中也有颇多记载。永宁寺“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1]洛阳城东的正始寺“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后人刊之”。[2]可见百官为了修建正始寺纷纷出资，多者四十万，少者五千。佛教建筑的修建还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如平等寺塔的修建，从永熙元年开始至三年二月五日，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土木毕工”。

河洛地区佛教的昌盛，助长了虚无和宏阔的社会风气。从城市建设上来看，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与居民建筑杂糅在一起，更增添了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仔细考察《洛阳伽蓝记》中的佛教建筑，可以发现许多是与居民区混杂在一起。

佛教建筑多融入居民建筑中，成为里坊中最为豪华的建筑。在洛阳城内，建中寺“在西阳门内御道北所谓延年里”，长秋寺“亦在延年里”，景乐寺“北连义井里”，昭仪尼寺“东南治粟里”，愿会寺“寺南有宜寿里”，修梵寺“寺北有永和里”。在洛阳城东，建阳门外御道北的建阳里有璎珞、慈善、晖和、通觉、晖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庄严寺在东安里，“里内有驸马都尉司马悦、济州刺史刀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孙骧等四宅”。秦太上君寺在晖文里，“里内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实、冀州刺史李韶、秘书监郑道昭等四宅”，里内还有五层高的佛塔，“修刹入云，高门向街。佛事庄饰，等于永宁”。正始寺在敬义里，平等寺在孝敬里，景宁寺在景宁里。在洛阳城南，大统寺在利民里，劝学里“有文觉、三宝、宁远三寺”，延贤里“内有正觉寺”，慕义里内有菩提寺。在洛阳城西也有寺院杂在居民区中，“准财里内有开善寺”，永明寺“西有宜年里”。洛阳城北的凝圆寺在永平里中。对寺院与民居混杂的现象，任城王元澄云：“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3]普通建筑与宗教建筑混杂在一起，更烘托出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佛教的兴盛，特别是有关佛教事件的发生，吸引了普通民众的眼球，观看佛事活动也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永熙三年二月，永宁寺塔着火，“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4]永宁寺作为京师洛阳最大的佛教寺院，永宁寺塔则是民众崇高的宗教崇拜，被火焚毁引起了民众的悲哀。每年的四月，洛阳城中的佛像都要汇聚到景明寺，观者如堵，甚至引发了踩死人的惨剧发生。长秋寺中有一座六牙白象在空中背负释迦像，“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5]昭仪尼寺有一佛二菩萨的塑像，“塑工精绝，京师所无也。四月七日，常出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乐之盛，与刘腾相比”。[6]景明寺“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宗圣寺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端严殊特，相好毕备，士庶瞻仰，目不暂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腾辉，赫赫独绝世表。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7]为了观看精美的佛像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面。景乐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及至北魏末年，“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汝南王元悦在寺内召集艺人，变换魔术，“士女观者，目乱睛迷”。[8]愿会寺的佛堂前有桑树一株，每隔五尺形成一个羽盖，“凡为五重，每重叶椹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成市，施者甚众”。[9]与佛教有关的奇异桑树也引起人们的兴趣。景兴尼寺“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作工甚精，难可扬搉。像出之日，常诏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给”。[10]民众观看的场面极为宏大。

佛教对社会现象的警示作用也出现在《洛阳伽蓝记》的记述当中。永宁寺的九层佛塔在永熙三年被烧毁，因为“永宁佛图，灵像所在”，人们甚至认为“天意若曰：永宁见灾，魏不宁矣。”[11]平等寺门外的金佛像，“相好端严，常有神验。国之吉凶，先炳祥异”。在国家有吉凶时经常流泪，引起京师人士的观看。如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两目垂泪，遍体皆湿，时人号曰佛汗”，引起“京师士女空市里往而观之”，持续了三天。结果次年四月，“尔朱荣入洛阳，诛戮百官，死亡涂地”。到了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复汗，士庶复往观之”。五月，发生了北海王元颢入洛阳称帝的现象。因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此佛像流泪和出汗都是一种恶兆，所以，当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经神验，朝野惶惧”，朝廷“禁人不听观之”。[12]阜财里的南阳人侯庆有一丈高的铜佛像一躯，侯庆曾许愿将一头牛卖掉，为佛像涂金，后来因为他事，“遂以牛他用之”。两年后，侯庆妻马氏梦佛像说：“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偿金色焉。”天亮后，“丑多得病而亡”。“丑多亡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邻。一里之内，咸闻香气，僧俗长幼，皆来观睹”。[13]因为没有答应对佛的许愿，就导致儿子死亡。这大概是当时人们将偶然巧合的事件撮合在一起的缘故。

佛教的兴盛还引发人们观念的变化。胡太后兴建永宁寺塔时，在挖掘地基时，挖出三十座金像，“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金像似乎在冥冥之中提醒了胡太后，使她更为崇信佛教，因而大规模营建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胡太后当政时，洛阳崇真寺僧人慧嶷死后七天复活，向人们讲述了在阴间阎罗王对待坐禅、诵经、造像、造寺等僧人的态度，因为坐禅、诵经都得以升入天堂，其他的“造作经像”以求财物，或劫夺民财以建造寺院者都受到了惩罚。胡太后闻听此事后，“诏不听持经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像者任意。”“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14]正是慧嶷向人们讲述了阎罗王对待不同修行方式的态度，坐禅和诵经得到了人们的首肯，成为人们修行的主要方式。这其实是慧嶷借阎罗王之口警告人们不要过多度造像、建寺以浪费社会财富。当时还传说佛有灵感的故事，光明寺有金塑一佛二菩萨，“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来捉得贼”。[15]佛像具备了捉贼的功能，其实是神话佛的作用。

佛教的兴盛使居民生活也沾染上了佛教的色彩。宝光寺有一咸池，景色优美，“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这里成为京城的一个休闲之所，“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16]

佛教兴盛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出家入佛门。瑶光寺建成后，“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归诚一乘。”[17]建阳里因为与居民区杂居，“里内士庶二千余户，信崇三宝，众僧刹养，百姓所供也”。杨炫之对佛教盛行带给民众的痛苦和佛教徒借机敛财、侵扰百姓的行为揭露得淋淋尽致。他认为“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18]而且随着佛教势力的逐步扩大，佛教徒已经开始不满足于青灯孤影的清苦生活，“今此僧徒，恋著城邑”，“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这些僧徒还利用朝廷对他们的放纵，“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时人怒斥他们为“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19]到了北魏末年，随着兵役、徭役的负担越来越重，更多人纷纷离开家庭依归寺院，造成财政的重大损失，杨炫之认为：“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20]魏收称这种现象：“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21]

北魏时期河洛地区的佛教之所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是与统治阶级上层对佛教提倡有很大的关系。除了我们前文所提及的统治阶级广建寺院外，统治者对佛教的崇信已是无以复加。《洛阳伽蓝记·原序》云：“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沙门论议。”而崇信佛教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魏书》卷七《高祖纪》云：“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孝文帝如此，其子宣武帝也喜好佛教。在为太子时，“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永平二年十有一月己丑，“帝于式干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22]其皇后胡氏，“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23]所以，在她掌权后，在河洛地区大兴佛教，并最终酿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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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3]《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4]《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5]《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6]《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7]《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8]《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9]《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0]《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1]《魏书》卷一百一十二《灵征志上》。

[12]《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3]《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14]《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15]《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6]《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17]《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8]《广弘明集》卷六《辩惑篇第二之二》。

[19]《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0]《广弘明集》卷六《辩惑篇第二之二》。

[21]《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2]《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23]《魏书》卷十三《皇后·灵皇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