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
作者：榮新江　　

　　粟特人，在中國史籍中又被稱爲昭武九姓、九姓胡、雜種胡、粟特胡等等。從人種上來說，他們是屬於伊朗系統的中亞古族；從語言上來說，他們操印歐語系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的一支，即粟特語（Sogdian），文字則使用阿拉美文的一種變體，現通稱粟特文。粟特人的本土位於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珊河流域，即西方古典文獻所說的粟特地區（Sogdiana，音譯作“索格底亞那”），其主要範圍在今烏茲別克斯坦，還有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區的大大小小的綠洲上，分佈着一個個大小不同的城邦國家，其中以撒馬爾干（Samarkand）爲中心的康國最大，它常常是粟特各城邦國家的代表。此外，以布哈拉（Bukhara）爲中心的安國，也是相對較大的粟特王國。還有，位於蘇對沙那（Sutrushana/Ushrusana）的東曹國，劫布呾那（Kaputana）的曹國，瑟底痕（Ishitikhan）的西曹國，弭秣賀（Maymurgh）的米國，屈霜你迦（Kushanika）的何國，羯霜那（Kashana）的史國，赭時（Chach）的石國等等，不同時期，或有分合，中國史籍稱他們爲“昭武九姓”，其實有時候不止九個國家[1]。歷史上的粟特人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帝國，因此長期受其周邊強大的外族勢力控制，先後臣屬於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的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朝、康居國、大月氏部、貴霜帝國、嚈噠國等。粟特人在各異族統治下，非但沒有滅絕，反而更增強了自己的應變能力，不僅保存了獨立的王統世系，而且成爲中古時代控制陸上絲綢之路的一個獨具特色的商業民族。
　　在公元3至8世紀之間，也就是大體上相當於中國的漢唐之間，由於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粟特地區的動亂和戰爭等原因，粟特人沿傳統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大批東行，經商貿易，有許多人就此移居中國，一去不復返。
　　粟特人東來販易，往往是以商隊（caravan）的形式，由商隊首領（caravan-leader）率領，結夥而行，他們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並且擁有武裝以自保。我們在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窟頂東坡上部的隋代繪製的一幅《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商隊在絲綢之路上行進的情形，雖然畫家繪製的是産生於印度的佛經故事，但人物形象卻是以敦煌畫家常見的中亞粟特商隊爲原型的[2]。
　　粟特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的一些便於貿易和居住的地點留居下來，建立自己的殖民聚落，一部分人留下來，另一部分人繼續東行，去開拓新的經商地點，建立新的聚落。久而久之，這些粟特聚落由少到多，由弱變強，少的幾十人，多者多達數百人。在中原農耕地區，被稱爲聚落；在草原遊牧地區，則形成自己的部落。因爲粟特商隊在行進中也吸納許多其他的中亞民族，如吐火羅人、西域（塔克拉瑪干周邊綠洲王國）人、突厥人加入其中，因此不論是粟特商隊還是粟特聚落中，都有多少不等的粟特系統之外的西方或北方的部衆，所以，我們把粟特聚落有時也稱爲胡人聚落，可能更符合一些地方的聚落實際的種族構成情況。
　　這種有組織的粟特商隊的首領，粟特文叫做s’rtp’w，漢文音譯做“薩保”、“薩甫”、“薩寶”等，意譯就是“首領”。薩保的粟特文原語，是吉田豐教授從寫於西元4世紀初葉的粟特文古信劄中找到的[3]，最近，這一比定得到了新發現的史君墓粟特文和漢文雙語對照書寫的銘文的確證。結合漢文文獻中大量的有關薩保的記載，我們知道薩保不僅是粟特商隊行進中的領袖，而且也是粟特人建立的聚落統治者，由於大多數早期東來的粟特人信奉的是粟特傳統的瑣羅亞斯德教（中國稱之爲祆教、拜火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薩保也就成爲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領。
　　從十六國到北朝時期，這樣的胡人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區都有存在，散佈十分廣泛。通過學者們歷年來對粟特文古信劄、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粟特文文書、中原各地出土的漢文墓誌材料，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條粟特人東行所走的絲綢之路，這條道路從西域北道的據史德（今新疆巴楚東）、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伊州（哈密），或是從南道的于闐（和田）、且末、石城鎮（鄯善），進入河西走廊，經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再東南經原州（固原），入長安（西安）、洛陽，或東北向靈州（靈武西南）、并州（太原）、雲州（大同東）乃至幽州（北京）、營州（朝陽），或者從洛陽經衛州（汲縣）、相州（安陽）、魏州（大名北）、邢州（邢臺）、定州（定縣）、幽州（北京）可以到營州。在這條道路上的各個主要城鎮，幾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4]。
　　北朝、隋、唐時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爲了控制這些胡人聚落，把薩保納入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當中，以薩保爲一級職官，作爲視流外官，專門授予胡人首領，並設立薩保府，其中設有薩寶府祆正、薩寶府祆祝、薩寶府長史、薩寶府果毅、薩寶府率、薩寶府史等官吏，來控制胡人聚落，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務。從史籍和墓誌輯錄的材料來看，從北魏開始，中原王朝就在都城洛陽設京師薩保，而在各地設州一級的薩保。我們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以後西魏北周、東魏北齊都繼承了此制度。北齊有京邑薩甫，諸州薩甫。《康元敬墓誌》裏還有“九州摩訶大薩寶”的稱號，可能是北齊管理全國薩保府事務的官職，也可能是京邑薩甫——北齊都城鄴城的胡人聚落首領[5]。北周有京師薩保，墓誌材料還有涼州、酒泉、同州、并州、代州、介州等州一級的薩保，如新發現的史君墓主人是涼州薩保，安伽是同州薩保，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檢校薩保府的官員，即虞弘。隋代有雍州（京師）薩保和諸州薩保。唐朝建立後，把正式州縣中的胡人聚落改作鄉里，如西州的胡人聚落設爲崇化鄉安樂里，敦煌則以粟特聚落建立從化鄉，兩京地區城鎮中的胡人同樣不會以聚落形式存在，但邊境地區如六胡州、營州柳城等地的胡人聚落，應當繼續存在，因此薩保府制度並未終結，所以《通典》卷四○《職官典》以及其他史料仍有薩寶府職官的記錄，事實上，北朝隋唐的中央政府對粟特聚落的控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目前所見最早的有關粟特商人在中國活動的記錄，是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西北長城烽隧下面發現的粟特文古信劄。這是一組住在武威、敦煌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干或西域樓蘭等地的粟特商人的信件，不知何故被送信的使者遺失在那裏。經過學者們的解讀，我們得知這是公元4世紀初葉寫成的，主要內容是報告粟特商人以涼州武威爲大本營，派出商人前往洛陽、鄴城、金城（蘭州）、敦煌等地從事貿易活動，因爲晉末中原的動亂，致使經商的粟特人也蒙受打擊這一情況，通過信劄所述內容我們還瞭解到他們行蹤之遠，以及經營的貨物品種——香料、布匹等[6]。
　　粟特人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在撒馬爾干和長安之間，甚至遠到中國東北邊境地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在這個貿易網絡的交彙點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爲他們東西貿易的中轉站。吐魯番出土有高昌國時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就反映了在高昌地區進行貴金屬、香料等貿易的雙方，基本都是粟特人[7]，也就是說，從西方來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貨物運載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買下來，再分散或整批運至河西或中原地區興販。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教授曾據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側發現的粟特文巖刻題記，指出粟特人不僅僅是粟特與中國之間貿易的擔當者，也是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擔當者[8]。結合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發現的粟特文買賣突厥地區女婢的契約[9]，我們也可以說，粟特人還是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貿易的擔當者，即如姜伯勤教授所強調的那樣，粟特人實際上是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10]。大概正是因爲從北朝到隋唐，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幾乎被粟特人壟斷，所以我們在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商人的足迹，現代舞劇《絲路花雨》所描寫的絲綢之路上的波斯商人，在唐朝時期更多是活躍在東南沿海，而非敦煌、吐魯番，在北方絲路沿線發現的大量的波斯銀幣和少量的羅馬金幣，應當是粟特人貿易的印證，而不是錢幣源出國的波斯人和拜占廷人[11]。
　　粟特人建立的殖民聚落，可以舉蒲昌海（羅布泊）地區的聚落作爲典型。據敦煌文書《沙州伊州地志》和《沙州圖經》記載，這是“貞觀中（627－649年），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鄯善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這也正是我們稱這類胡人殖民地爲“聚落”的根據[12]。在鄯善（後稱石城鎮）一帶，還有隨康豔典而來的粟特移民建築的新城、蒲桃城、薩毗城，反映了粟特人城居生活形態和善於種植葡萄的本性，而且，這裏還有維繫胡人精神生活的祆教寺院——祆舍一座[13]。像這樣還沒有被唐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粟特聚落，自有其自身的文化生活，過去因爲漢文史料對這種粟特聚落的內部生活記載絕少，因此不甚了了。近年來由於一系列粟特石棺床圖像的發現，特別是安伽墓的圖像，使我們瞭解到粟特聚落內宴飲、狩獵、會客、出訪等日常生活場景，也獲得了他們婚姻、喪葬、信仰等方面的信息[14]。
　　至於被中原王朝或地方政府改造成鄉里的粟特聚落，由於敦煌藏經洞發現了大量的漢文文書，使我們今天對於由敦煌地區從聚落到鄉里的情形有比較透徹的瞭解。池田溫先生《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根據敦煌文書《天寶十載（751）敦煌縣差科簿》和相關敦煌寫本，指出唐朝沙州敦煌縣十三鄉之一的從化鄉，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礎上形成的，其位置恰好就在敦煌城東一里的祆舍所在地，這裏又稱安城，是當地粟特民衆精神信仰的中心。從化鄉居民種族構成以粟特人爲主，也有吐火羅人、漢人等，其公務負擔有不少是從事非農業勞動，敦煌市場的管理者則出自該鄉粟特百姓，表明他們的商業特性。八世紀中葉開始，由於粟特地區的動蕩、唐朝的內亂、吐蕃對河西的佔領，從化鄉居民漸漸減少，到八世紀末吐蕃佔領敦煌後最終消亡[15]。
　　中古時期大批入華的粟特人並非都居住在以粟特人爲主的胡人聚落裏，他們有的進入漠北突厥汗國，有的入仕北魏、北齊、北周、隋、唐不同時代的各級軍政機構，其中尤以從軍者居多。固原南郊發現的兩個史姓墓地的家族成員，基本上就是以軍功彰顯於世的。史射勿從北周保定四年（564），就跟從晉蕩公東討北齊。天和元年（566），又從平高公於河東作鎮。二年正月，蒙授都督。同年二月，從郯國公征玉壁城。建德五年（576），又從申國公擊破軹關，大蒙優賞。宣政元年（578），從齊王憲掩討稽胡。隋開皇二年（582），從上開府、岐章公李軌出涼州，與突厥戰於城北。三年，隨上開府姚辯北征。十年正月，從駕輦并州。十四年，轉帥都督。十七年，遷大都督。十九年，又隨越國公楊素絕大漠，大殲凶黨。即蒙授開府儀同三司，以旌殊績。同年十一月，敕授驃騎將軍。二十年，又從齊王入磧[16]。僅此一例，即可看出粟特人隨中原王朝將領南征北戰的艱難歷程。史射勿的子孫輩後來任唐朝監牧官，管理馬匹，有的任中書省譯語人，雖然都表現了粟特人見長的技能，但他們都已經脫離粟特聚落的主體，逐漸融合到中原漢文化當中去了。
　　唐朝統一帝國建立後，大多數在唐朝直轄的州縣區域內的粟特聚落基本變成鄉里，聚落的粟特民衆必然分散開來，這些粟特人雖然漢化，但他們的粟特人特徵還是非常明顯的，我們可以根據他們的姓名、婚姻、出身郡望、封爵地點、本人的技能等方面，來判斷他們是否是粟特後裔。目前，已經出土的大量唐朝墓誌都被刊佈出來，與其他外來民族比較，粟特人或粟特後裔的人數要遠遠多於波斯人、印度人、吐火羅人，甚至比這些國家還近的西域諸國人，這不能不說是數百年來大批粟特人入華，並且入仕中原王朝的結果。
　　安史之亂以後，由於發動叛亂的安祿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因此在中原地區形成了一種排斥胡化，憎恨胡人的社會風潮，影響到一些粟特胡人的生存，他們有的用改變姓氏、郡望的方法極力抹掉自己的胡人特徵，有的則遷徙到安史舊將所建的河北三鎮，在那裏沒有對胡人的排斥，有的粟特人，如史憲誠、何進滔，在進入河北魏博節鎮後得以發展，最後坐到了節度使的寶座上。在中原地區已經看不到的祆教祭祀活動，在中唐的河北地區，卻仍然有新的祆祠被建立起來[17]。晚唐時，河北以及原六胡州的粟特胡人，加入到強勁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當中，在沙陀三部落裏，有兩部的主體都是粟特人。這些粟特人又成爲五代王朝的中堅力量，甚至像石敬瑭那樣，當上了皇帝。
　　作爲絲綢之路上的商業民族，粟特人把東西方物質文化中的精粹，轉運到相互需要的一方，中古中國許多舶來品，大到皇家狩獵隊伍中的獵豹、長安當爐的胡姬，小到宮廷貴婦人玩耍的波斯犬、繪製壁畫使用的胡粉香料[18]，其實都是粟特人從西方各國轉運而來的，薛愛華（E. Schafer）教授用“撒馬爾干來的金桃”來涵蓋唐朝所有的外來物品[19]，是極有見地的看法。而粟特人用他們擅長的語言能力，在絲綢之路沿線傳播着各種精神文化，這包括他們的民族信仰祆教和後來皈依的佛教，安伽、史君、虞弘墓的祆教祭司形象和敦煌出土的一批粟特文佛典，是最好的證明；而且，還有一些粟特人成爲從波斯向中國傳播摩尼教、景教的傳教士，吐魯番發現的粟特文摩尼教和景教文獻，應當出自他們之手。此外，能歌善舞的粟特人以及他們翻領窄袖的衣着，也深深影響着唐朝的社會，引導着時代的風尚，成爲繁榮昌盛的大唐文化的一個形象標誌。




[1]關於粟特王國的古地今名，參考張廣達爲《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所寫的相關條目。粟特歷史，則請參考《中亞文明史》1－3卷漢譯本相關章節，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2－2003年。
[2]榮新江《薩保與薩薄：佛教石窟壁畫中的粟特商隊首領》，提交“粟特人在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2004年4月23－25日。
[3]吉田豐《ソグド語雜錄（II）》，《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號，1989年，168－171頁。
[4]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7－85頁；收入《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37－110頁。
[5]本書圖版34及榮新江解說。
[6]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ed.,. M. G. Schmidt and W. Bisang, Trier 2001, pp. 267-280;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d E. de 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XII, 1998, pp. 91-104.
[7]朱雷《麴氏高昌王國的“稱價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期，1982年，17－24頁。
[8]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ed. A. Cadonna e L. Lanciotti, Firenze 1996, pp. 45-67.
[9]吉田豐、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館《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賣買文書》，《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V，1988年，1－50頁＋圖版一。
[10]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50－226頁。
[11]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劉東編《中國學術》2002年第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61-64頁。
[12] P. Pelliot, “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egion du Lob nor”, Journal Asiatique, 11 serie 7, 1916, 111-123；馮承鈞譯《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25－29頁。
[13]本書圖版82－83並林世田解說。
[14]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內部形態》，《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111—168頁。
[15]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49—92页。
[16]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7－30，185－196頁；本書圖版19及畢波解說。
[17]榮新江《安史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暨南史學》第2輯，2003年。
[18]張廣達《唐代的豹獵——文化傳播的一個實例》，《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77—204頁；林梅村《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易》，《文物》1992年9期，49－54頁；收入《西域文明》，東方出版社，1995年，68－79頁；芮傳明《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3年第2期，159－166頁；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鄭炳林《〈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與〈炫和尚貨賣胡粉曆〉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3卷，1998年，191－208頁。
[19] 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rley, Los Angeles, 1963；吳玉貴漢譯本題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