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林凯特著　陈瑞莲译
原刊《甘肃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72-78页



6世纪中叶，突厥人从阿尔泰山地区迁徙到中亚平原，建立了从中国西北部到咸海东部地域广袤的第一突厥汗国。他们的宗教保留了对天、地、祖先崇拜的痕迹。突厥汗国与中亚平原许多王国的命运一样，很快分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布民可汗被认为是突厥汗国的奠基人，也是东突厥的第一位统治者。他的兄弟室点密（Istmi）统治着西突厥。虽然可汗的称呼在布民可汗之前就存在，但早期突厥人仍把他们兄弟看作是突厥汗国的建国之父，把他们的统治看成是神话般的史前时代。因此《阙特勤碑》这样描述：“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上面，生有我祖先布民（即汉文中的土门）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1]232,263 这是680年之后建立第二突厥汗国的伟大统治者之一毗伽可汗（Bilg Qaγan 716-734年），为颂扬第一位可汗的英明和勇敢撰写的碑文。阙特勤碑铭文还提到了与汉族及藏族的关系，但没有留下任何受佛教影响的迹象。在第一汗国的东、西部一定有与佛教相关的联系，只是佛教所占位置不同。

第一突厥汗国时期，西突厥很可能已经与佛教有接触。因为当时佛教已侵入他们所占据的中亚地区，只是我们缺少这一时期皈依佛教的显著证据。我们获悉西突厥直到后期才受到佛教影响，在迦毕试（Kāpia，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贝格拉姆城）地区突厥皇族修建了佛教寺院。当汉僧悟空在759-764年之间造访犍陀罗时，他发现当地佛教寺院均由突厥王室所造。玄奘在629年横穿中亚，却未曾提到西突厥的佛教。或许玄奘会见的突厥统治者信奉其它宗教。不过也可能如冯加班（A. von Gabain）的解释，玄奘原来的兴趣只是会见印度和中原的佛教徒。[2]166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玄奘与其它民族的佛教团体还是有过接触。

回头再看第一突厥汗国和它的西突厥，我们确实不知道它的西部和南部的准确范围。施普勒认为中亚乌浒水流域曾经是西突厥汗国和萨珊帝国的分界线。[3]129 不过也可能包括现在阿富汗的部分地区，因为6世纪时佛教已在那里确立。

第一汗国的东突厥确实已与中原佛教有接触。根据汉文史料，宇文泰是西魏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北周（556-581年）的创立者。他在长安和其它地方修建了各式各样的佛教寺庙，显然东突厥对待佛教也不亚于中原。宇文泰在长安也为“伟大的突厥可汗”木杆可汗（553-572年）修建了“突厥寺院”。[2]162-163 宇文泰的继任者明帝（556-560年）为该寺院的修建撰文立碑。碑文首先赞颂佛教如同一种力量使世界秩序井然。然后说：“突厥伟大的木杆可汗，在夏天皈依了佛教，这完全是上天的功劳。”[2]163 碑文接着赞扬木杆可汗的军事美德，他的突厥军队确曾帮助了周。最后碑文记述了宇文泰传播佛教的热忱。木杆可汗实际上是否皈依佛教，值得怀疑。很可能仅仅是中原更希望如此。6世纪突厥佛教寺院建在长安的事实，说明长安当时生活着相当多的突厥人，据冯加班研究大约有6000人。

木杆可汗的继任者佗钵可汗（Tapar Qaγan 572-581年）显然对佛教更加开明。他实际上是否信奉佛教我们尚不清楚，也许他在表明对佛教感兴趣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据《隋书·突厥传》载：佗钵可汗曾建一伽蓝，并遣使向北齐乞请佛教经典和《涅槃经》。另据《北齐书斛律羌举传》记载：“代人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此事当在574-576年间佗钵可汗在位时。首次将佶屈聱牙的佛经译成突厥文，一定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此前突厥文中没有相应复杂难懂的佛教术语。进而言之，刘世清翻译的突厥语是何种文字也值得探讨。它既可能是鄂尔浑碑文那种古代突厥如尼文，更可能是粟特文。[2]164-165

第一汗国的东突厥受佛教影响的进一步汉文史乘有：迦毕试的高僧阇那崛多。由于北周（557-581年）武帝在574年开始迫害佛教，于是他打算和家乡的一些僧人经过突厥汗国回国。由于受佗钵可汗之请，曾留在突厥王廷，他有可能在那里传播佛法。这时北齐僧人宝邏等十一人也于公元575年从印度取经回来，携带二百六十部梵经到达突厥。之后，由于听说北周灭北齐，并毁坏佛法，所以决定暂留突厥，并和阇那崛多一起，对带回的佛经进行了研究，并翻译成汉语。至于这些僧人和他们的著作对突厥王廷人物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无从知晓。

东突厥汗国被中原征服预示着第一突厥汗国的结束。中原扩展到中亚的统治长达30多年（650-682年）。之后突厥再次开始复兴，政治上颉跌利施可汗（Eltri摄政682-691年）的统治就是复兴的证明。“颉跌利施”实际是尊称，意思是“他集合了汗国的人民”。根据汉文史乘，颉跌利施可汗本名骨咄禄。他建立的第二东突厥汗国（682-745年）即蓝突厥汗国是一个游牧民族国家。680年之后，受汉文化影响生活在城市或村镇的突厥人开始恢复以前的游牧生活。正如这一时期鄂尔浑碑文的记述，突厥人开始民族复兴，低调敌对汉人。特别是骨咄禄可汗的大臣暾欲谷在中原自夸他是“英明的暾欲谷”，他告诫突厥人不要与中原交往过密。这一告诫在《阙特勤碑》中得到回应。碑文劝诫突厥人回到现在蒙古国境内的乌德鞬山（即南北朝及唐代文献所谓“于都斤山”，或称“郁督军山”）地区，恢复以往的游牧生活方式。[1]216-217,285 此劝诫也隐含不与中原佛教交往，恢复本民族宗教，崇拜天、地和祖先。公元692-735年的蓝突厥碑文中，虽然披露了突厥人几十年的宗教活动，但没有佛教踪迹。最终我们会明白，这一时期那里一定曾与粟特佛教有过联系。

蓝突厥汗国最后的崛起是突厥语族的回鹘人，在745年左右，他们成为草原的主人。

回鹘汗国是由骨力裴罗可汗缔造的。回鹘汗国大约持续到840年，由于黠戛斯的侵入，导致汗国崩溃，居民一部分逃到甘肃河西走廊，另一部分奔往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城镇。大约公元859-1250年吐鲁番成为回鹘汗国的中心地。

根据古老的突厥鄂尔浑碑文注明的蓝突厥和回鹘汗国的年代，我们得到的突厥佛教文献的主要部分来自新疆的吐鲁番地区，但也有来自哈密及敦煌、“黄突厥”（即定居在甘肃河西走廊的突厥人）地区。这些文献有的可追溯到回鹘汗国时期。762年牟羽可汗还与中原的摩尼教有接触，他不仅接受了摩尼教，还使之成为国教。[①] 还有突厥迁徙前，仍在蒙古草原时就流行佛教的事实依据：首先是用古代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种文字刻成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碑文，汉文铭文告诉我们回鹘汗国接受了摩尼教。碑铭可作参考的是“……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这些被烧毁的“魔形”塑像不能排除有佛像。其次，劳特（J. P. Laut）在他的著作《早期突厥佛教文献》中曾经指出：粟特文在蒙古草原突厥汗国中起到传播佛教的作用。[4]

布古特碑是早期粟特语对佛教影响的有力佐证。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布古特碑其年代精确到6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72年，经克里亚什托尔内和列夫西茨研究，确定碑的三面刻写的是粟特文，第四面刻写的是古印度的婆罗米文字，属于梵文，它显然是一部佛经。[5]69-102 不幸的是这一面漫漶得非常严重，至今无法成功释读。在粟特文部分有一句说到：“愿建一座大的、新的佛教寺院”。[5]86 碑文并没有说明它是谁说的和对谁而言的，也许命令是佗钵可汗本人发布的。无论怎样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获得了一个规劝创立佛教寺院的事实。石碑本身表明了粟特文的重要性，以及粟特文在蒙古草原上传播佛教信仰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粟特文是丝绸之路上撒马尔罕商人与中原商人之间一系列交流的支柱。据说蒲立本已经从鄂尔浑碑文中注意到，突厥人中有粟特聚落这一事实。[6]317-356 由布古特碑的粟特文碑文可知，前突厥汗国期间使用粟特文写本。另一个使用粟特文的是回鹘汗国，其文献的主要部分都是粟特文写本。突厥人早期使用粟特文的根据来自中原的北周史记，《周书·突厥传》记曰：“其书字类胡”。据蒲立本称，当时的胡人指波斯人，特指粟特人。[6]318-319

蒲立本注意到了粟特人对蒙古草原突厥王廷的政治影响，撰文称粟特人的影响已扩展到游牧民族。[6]317-318 因此粟特人（胡人）在突厥人中的出现使汉人不满。公元7世纪的中原文献（《隋书》卷67《裴矩传）记载：“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

这些“教导”未必归诿于宗教事务，但粟特文在宗教术语方面仍会有影响。必须强调的是，粟特人不仅传播佛教，还传播摩尼教或景教。其实早在回鹘汗国建立之前，回鹘首领即已用佛教术语取名菩萨，不知是否是因为受了粟特人的影响。

从古突厥汗国大量使用粟特语借词一事即可看出粟特人对突厥文化的影响。粟特人不仅对突厥文化的世俗领域有影响，对宗教界也同样有影响。正如劳特指出的，吐鲁番发现的最古老的突厥文献，粟特语借词异乎寻常地多。这些难得的佛教文献显示出语言学的古体特征。用劳特的话说，它们是用“先古典的”突厥语写的，接近于摩尼教文献中被称做突厥语n方言。[4]9-10 很明显这些佛教文献的内容也受了摩尼教的影响。在早期突厥佛教文献中，摩尼教用语和摩尼教形象化描写显而易见。例如这些文献中提到的“清净戒律”这种说法，在印度佛经中是找不到的。印度佛经通常表达为“走清净的路”。“清净戒律”系摩尼教原创。摩尼教的形象化描写特别体现在伪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前部。在伪经中太阳和月亮归属于（主教的）“宫殿（ordular）”，[7]93-192 这对佛教文献来说是不同寻常的。而对摩尼教来说，太阳、月亮属于主教宫殿的观念，以及这种可使上帝免罪的排序都是整个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至于刊布的突厥佛教文献，有些呈现出古老的语言特色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让人联想到摩尼教的观念：

1.古突厥文《妙法莲华经》译本；

2.佛教故事《善恶两王子的故事》；

3.佛传故事残片；

4.吐蕃文回鹘语《佛教教理问答》；

5.伪经“伦敦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

6.《弥勒会见记》。

一件从吐火罗文译成回鹘文的佛经残片确实被发现了，它无疑是突厥佛教文献中最重要的一件。题跋声称原作为印度文，但并没有发现此类印度文原作，既无梵文也无古印度俗语。汉文和藏文译本也没有发现。此经确实作于中亚，因为经文中提到了私多水（Sita，即塔里木河）。经中写到：“在前伊斯兰教时期塔里木地区的北部，最重要的文献创作之一就是突厥的小乘佛教。”[8] 此文献的作者或作者们就像预先排练新年戏剧一样，他们明显知道典型佛教文献的宽范。因为他们特别提到佛本生故事和比喻故事，这样做只是因为突厥存在这些故事。在吐鲁番附近胜金口发现了一份较古老的经文，时代可能是8世纪，然而另一份在哈密发现的经卷，断定时代是11世纪。

或许诸多突厥佛教僧人都熟悉梵文佛教文献。因为在吐鲁番地区和沿南北丝绸之路，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其他地区都曾发现许多梵文佛经。一些文献译自梵文和印度俗语（无论如何不是巴里语），另外一些译自甲种吐火罗语，其余大量译自汉文。特别是8至9世纪，突厥佛教著作大多译自汉文。期间最受称颂的一位翻译家是10世纪的胜光法师（ingqo li Tutung），他曾把《玄奘传》译为回鹘文。此外，还有一些译自藏文的佛典。

吐鲁番绿洲曾是重要的突厥佛教中心，至迟4世纪或5世纪就已盛行佛教了。据公元469年《凉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碑文显示，突厥佛教已被居住在该区域的中原人接受。[②] 突厥佛教欢迎像弥勒一样的统治者，包括道教和儒家学说理念。

9世纪定居在吐鲁番的回鹘人也越来越多地放弃了他们的古老信仰，而转向佛教。一些摩尼教教主和教民仍忠于摩尼教，可惜史无明载这些教主姓甚名谁。摩尼教和佛教共同繁荣了几个世纪，但很清楚佛教日益占据了吐鲁番的宗教舞台。直至15世纪末，伊斯兰教占据了吐鲁番宗教的统治地位。10世纪末，北宋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见那里仅存一座摩尼教寺庙，而佛教文化却很繁荣。他发现有五十余座佛教寺院，一座汉文佛经图书馆。[③]

敦煌一定曾有一些回鹘僧人，莫高窟这座墙上博物馆发现的回鹘文题记就是明证。回鹘佛教最后肯定还保留在河西“黄回鹘”中，1910年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S. E. Malov）在甘肃酒泉文殊沟所得的17世纪（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是目前发现时间最晚的回鹘文佛经抄本。一些回鹘文献在额济纳河（Etsen-Gol）附近也有发现。[④]

突厥佛教文献写本最初常常使用由粟特文演变而来的回鹘草体字。有时，回鹘文献中夹有婆罗米文（印度）注释或伴有汉语文体特征。有些佛典则使用了藏文，如上述《佛教教理问答》。回鹘文献既有写本也有印本。

就突厥佛教文献而言，沙尔里普在1980年已做了全面的综述。[9]37-53 此后，各种其他文献也得到校勘。沙尔里普指出10、13、14世纪是突厥佛教最辉煌时期。突厥各类文献中有些一定是大量生产的，因为从存世的印刷品题记中我们得知印刷品印数超过100甚至300页。

下面我们对回鹘（古突厥）佛教文献作品不作详尽评述，只想介绍几种有普遍代表性的文献。

首先，“律”部著作的回鹘文译本明显很少见，其原因可能是当时回鹘佛教流行只用梵文学习、诵读戒律所致。至于“论”，首先要提到《阿毗达磨俱舍论》。在敦煌发现了一份译自汉文的回鹘本《俱舍论安慧实义疏》，但汉文本不全。它包含大约有600颂诗句，并附有说一切有部教义的详细解释。

小乘佛教文献只有回鹘语（少数为吐火罗语）部分保存了下来，如前面提过的《弥勒会见记》。至于大乘经典，已经提到的有《妙法莲华经》，保存下来的仅有几叶。《金光明经》是回鹘时期保存下来的主要佛经之一。由于《金光明经》写本有些注明了页码，所以它可能是10世纪时胜光法师根据义净的汉文本翻译的。在甘肃发现的17世纪完整的金光明经抄本，使用藏文译文做注释，经文讲解得很清楚。回鹘文献包含很多注释，揭示了该经之流行。回鹘经文中还有整段整段的，不是附在后面而是包含在经文中的题跋型经文。回鹘译文外观特点表现出受个人型宗教的影响。因此，当中文佛经提到“佛”“诸佛”时，回鹘译文变成了“我们的父亲，佛”或“我们的父亲们，佛们”。

关于般若部文献，保存下来的有汉文本译成的回鹘本《金刚经》。截至目前，已经发现8件不同写本《金刚经》残片。[⑤] 其中最古老的可追溯至905年，也就是鸠摩罗什把《金刚经》译成汉语500年之后。与般若文献接近的是著名的《维摩经》，该经在突厥人中如同汉文佛经一样受欢迎。同样，与般若文献有关的龙树给某王的训喻信残片，也在回鹘文献中保存了下来。[9] 37-53

关于大乘佛教经典均与阿弥陀崇拜文献有关。例如有一部《阿弥陀经（Abitaki）》写本，虽然题目是《阿弥陀经》，但与著名的《阿弥陀经》宗教文献译本完全不同。不过此经仍与汉文译文有关，因为文献上有“大白莲社经”几个字。回鹘本《阿弥陀经》描写了各种根据教义行事活动，且包含大量阿弥陀崇拜内容。

接下来是被称为伪经的突厥佛教文献。前面提到的《佛说八阳神咒经》就属此类。它是一部与瑜珈原理相关的文献，虽然它根本不是印度原作。此文献好像最初作于中原。我们知道的还有藏文和蒙古文译本。各种各样的写本中发现有大量的零章残片文献，所有这些文献都保存在伦敦卷子中。至于其他许多译自汉文的伪经，10世纪胜光法师的回鹘文译本《观身心经》就是一例。

另一类文献由大量、更重要的佛经注释组成。例如保存下来的《金光明经》释文，把宗教信条的意义做了十倍的解释。《金光明经》注解译自汉文。这里只讲还有其它译自汉文的经文注释残片确实存在，其余不赘。

密宗文献，有些是蒙古时期（13-14世纪）由藏文译入的。例如我们有一部密宗文献，解释曼荼罗的产生和沉思冥想法，记述仅一例。不同种类不可思议的文献也归入密宗。

自成体系的是《英萨地经（Insadi-Sūtra）》，大概起源于13或14世纪。[10] 我们得到的是17或18世纪的抄本。经文论述了佛教徒自恣仪式的起源和事件的进展，自恣仪式在印度的雨季结束。英萨地经应属大乘佛教，因为它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乘文献。关键提到了对弥勒降生的期望及西亚宗教人物，如“圣母玛利亚”和“穆罕默德”。它仍然是一份突厥语原创经文，时间是伊斯兰教侵入东突厥时期。

进一步经典派生的佛经由冯加班于1964年的研究中提出。[11]221-228 自此，一些这种类型的文献像所有的阿含经佛教文献都出版了。此类也适用于她列举的故事类和记叙体类。

忏悔词是突厥文献中值得注意的一种。该类文献的一个主要写本译自汉文的《慈悲道场忏法》。一人扮作菩萨背诵《慈悲道场忏法》，超度“遭受痛苦的人”之轮回命运。超度是由于人本身不好的羯磨，自己无法解脱。我们不确定《慈悲道场忏法》从汉文译成回鹘文的时间。除了这个文献，还有一些回鹘文忏悔词。有些忏悔词在某些部分与摩尼教忏悔词的惯用语句一致，这好像是佛教与摩尼教互相影响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这里得到俗人忏悔文献，而印度却没有。这些回鹘文献的独特特征是，一方面它是正规宗教的；另一方面那些俗人的名字是插入的。也就是说，那些俗人通过捐赠换得这种抄本。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忏悔词在突厥佛教中这么重要？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因为国外的影响。更合理的解释是，忏悔信仰反映了一种面对自然及历史的外部力量的无助感受。在中亚的绿洲城镇，曾经由于游牧和国外势力而濒于灭绝。因而产生一种不是臣民而是事件对象的感受。忏悔词表达了这一罪孽深重时期的虔诚。

全面考虑突厥佛教文献的主要类型，很明显翻译文献的种类范围很广。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古老经典有的译自印度语（梵文和俗语），也有的译自吐火罗语，而更多的则译自汉语。在蒙古时期，藏文文献也被译成了回鹘语。那么，哪些才是突厥本土特有的呢？除英萨地经和忏悔词外，还有属于突厥本土的作品吗？

答案是肯定的。与此相关的主要有两个领域。

首先，突厥有相当可观的诗歌文献。当然，许多诗歌为经典题材提供了新式样。如《金光明经》第五章的赎罪部分就采用诗歌形式。也有全文用诗歌形式创作的经典文献，包括许多赞美诗。其它诗涉及到宗教和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诗歌经文由茨默（P. Zieme）编辑翻译，主题非常广泛。如有一首诗规劝俗人施舍；有一首诗献给死去和行将就死的人；还有几首是献给镇静对待危难的佛教智者。[12]

再次是题跋，有时也用诗歌形式。[12]155-156诗歌形式的题跋是突厥佛教特有的风格，汉文题跋都是散文体。题跋内容通常丰富多样，因为它们很大程度来自世俗捐赠者，主要表示一种受欢迎的虔诚类型。民间佛教信仰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神学研究者”对此做了清楚的区分，均能鉴别。例如：极乐世界“神的王国”中，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和弥勒佛相遇时，他们都是救苦救难的偶像，因此可以自由替换。题跋给人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它们的个性特征。它们反映出个体对整个佛教观念含义的理解。

因突厥佛教文献仅有一小部分被保存下来，甚至这一小部分还常常呈断简残篇。因此，我们评定的基数范围极狭小。然而我们要指出的事实是突厥佛教文献必定是包罗万象的。保存下来的突厥佛教文献表明，中亚突厥为佛教文学做出了贡献。



译者识：本文译自《神秘者：国际宗教史评论（Numen: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第37卷1期，1990年，第 53-69页。注释有节略。本文原由作者生前赠送给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所杨富学博士，并授权译为汉语发表。今蒙转赠，译为汉语，以此表示对国际著名宗教学家克林凯特（Hans-J. Klimkeit）博士的哀悼与纪念。杨富学先生并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大量无私的帮助，于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铁肯(T. Tekin). 鄂尔浑突厥语语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M]，埃文斯维尔，1968.

[2]冯加班(A. von Gabain).佛教在突厥中的传播(Buddhistische Türkenmission) [C]. 亚细亚研究：威勒教授65寿辰纪念集(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Zum 65. Geburtstag gewidmet von seinen Freunden, Kollegen und Schülern). 莱比锡, 1954.

[3]施普勒(B. Spuler).突厥勃兴后的中亚历史(Geschichte Mittelasiens seit dem Auftreten der Türken)[C]. 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第1卷，第5册第5部分，莱登-科隆, 1966.

[4]劳特(J. P. Laut).早期突厥佛教文献(Der frühe türkische Buddhismus und seine literarischen Denkmler)[M]. 威斯巴登,1986.

[5]克里亚什托尔内(S.G. Kljatornyj)、列夫西茨(V.A. Livic). 布古特碑粟特碑铭补证(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J].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972(26).

[6]蒲立本(E.G. Pulleyblank).内蒙古的粟特聚落(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J].通报(T'oung Pao), 1952(41).

[7]邦格(W. Bang)、冯加班、热合马提(G. R. Rachmati).吐鲁番突厥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 6[M]. 柏林, 1934.

[8]特肯(. Tekin).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nom bitig. Die uigurische 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āsika-Schule. 2[M]. 柏林, 1980.

[9]沙尔里普(W. Scharlipp). 突厥佛教文献概说(Kurzer berblick über die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der Türken)[J]. 突厥学报(Materialia Turcica), 1980(6).

[10]铁兹江(S. Tezcan). 回鹘文Insadi经(Das uigurische Insadi-Sūtra)[M]. 柏林, 1974.

[11]冯加班. 古代突厥语文学(Die alttürkische Literatur)[C]. 突厥语言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 2. 威斯巴登, 1964.

[12]茨默(P. Zieme). 回鹘文佛教头韵(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M]. 柏林, 1985.



--------------------------------------------------------------------------------

[①] 参见刘南强（S.N.C. Lieu）：《后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中国的摩尼教：历史概观（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曼彻斯特，1985年，第193页。

[②] 译者注：此处469年纪年有误，应为445年。本文所引福兰克（O. Franke）1907年《Eine chinesische Tempelinschrift aud Idiqutahri bei Turfan》研究报告书，将岁次大梁误解为己酉（469）纪年。据王树枏《新疆访古录》、[日]池田温《高昌三碑略考》等前贤研究，确认本碑的纪年为承平三年，是北凉余裔政权独立的年号，当公元445年，从而订正了福兰克氏所作的469年假说。该碑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到了且渠安周信佛的事实。碑铭跋语中说“……故安周已挹其余风，虽身处穷域、尚能造像勒碑，恢宏释教……”

[③] 译者注：宋人王延德在其所著《使高昌记》中作了以下记述：“当地有佛寺五十余座，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汉文书籍，并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

[④] 参见哈密顿（J. R. Hamilton）：《敦煌9至10世纪回鹘文写本研究（Manuscrits Ou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第1卷，巴黎，1986年，第9～23页。

[⑤] 译者注：研究资料显示，《金刚经》在我国有多种译本，属于此经的回鹘文残卷已知者有10件，其中1件（1叶）藏吐鲁番博物馆。另1件现存美国普林斯顿盖斯特图书馆The Gest Library，Princeton。其余8件均藏于德国柏林。见杨富学著《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2-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