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利夫希茨著 杨富学 赵天英译
原刊《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第186-192页



亚洲博物馆（Asiatic Museum）藏摩尼教文献研究的发轫者是1890年至1916年间曾任该馆馆长的塞尔曼（Carl Germanovich Salemann，1849—1916年）院士。[①] 20世纪初，即在塞尔曼临终之前，他对出自新疆和敦煌的一些摩尼教写本进行了研究。在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中，典藏了数量可观的分别用中古伊朗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写就的摩尼教文献残片，此外，还有汉文和回鹘文摩尼教文献。[②] 塞尔曼提出了用希伯来方块字转写摩尼教文献的方案。[③] 这一方案不同于缪勒（F. W. K. Müller）的拉丁字母转写，现已为所有吐鲁番学者，如安德烈（F. K. Andreas）、亨宁（W. B. Henning）、楞茨（W. Lentz）、瓦尔德施密德特（E. Waldschmidt）等所采用。塞尔曼对缪勒刊布的一些中古波斯语摩尼教文献进行了重新整理，而且还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资料，编制了词汇表，并就缪勒的讹误进行了纠正。塞尔曼还编写了语法形式索引。[④] 在后期的工作中，塞尔曼发现，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中除了粟特语以外，还有两种中古伊朗语言，即中古波斯语和与之非常接近的帕提亚语。[⑤] 他还指出，诗歌体在摩尼教文献中的出现，应是受到祆教经典《阿维斯陀（Avestan）》常见模式及新波斯语早期韵文影响的结果。[⑥]

自1907年始，塞尔曼以《摩尼教文献研究（Manichaica）》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刊布了亚洲博物馆收藏的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摩尼教文献。[⑦] 《摩尼教文献研究》第五部分备受青睐，其中刊布有粟特语景教文献残片，并率先简述了粟特语的语法结构，同时指出粟特语与流行于帕米尔高原的雅格诺比语（Yaghnobian）十分接近。[⑧] 19世纪末，塞尔曼利用了阿克别捷夫（Ш. Акимбетевы）、Г. 阿冉达仁科（А. Арандаренко）、维塞罗维斯基（Н. Г. Веселовски）和卡勒（Е. Д. Кале）整理雅格诺比语文献的标记法，准备以《雅格诺比语概要（Yaghnobi Sketches）》为题出版，但未能如愿，不过经他同意，许多学者都曾使用过该书稿。吉格尔（W. Geiger）以《雅格诺比语概要》为基础，撰写《关于雅格诺比语（ber das Yagnobi）》，作为《伊朗语文学基础（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一书的一章，对雅格诺比语语法进行了论述。[⑨] 接着，邦威尼斯特（E. Benveniste）将《雅格诺比语概要》中的词汇表翻译成了法语，于1955年刊发。[⑩]

塞尔曼刊布的摩尼教文献残片之照片，后来均由宗德曼（W. Sundermann）整理出版，内容如下：[11]

M 97（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M 98（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摩尼教文献）；

M 99（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摩尼教文献）；

M 102（帕提亚语文献）；

M 132a（帕提亚语文献）；

M 173（帕提亚语文献）；

M 176（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摩尼教文献）；

M 309a（粟特语文献）；

M 311（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摩尼教文）；

M 324（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M 331（帕提亚语文献）；

M 388（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M 437B（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M 477（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M 482（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M 543（波斯语文献）；

M 544（帕提亚语文献）；

M 551（帕提亚语文献）；

M 554（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M 566+M 48（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M 731（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M 789（帕提亚语文献）；

S 1（Kr. IX/6）（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2（Nig 19）4196（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3（K/31）4264/2（帕提亚语文献）；

S 4（K/31）4264（粟特语文献）；

S 5（Kr. IV/875）（帕提亚语、粟特语文献）；

S 7（Kr. IV/875）+Kr. 3（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8（Kr. IV/873）4261+Kr. 2（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9（Kr. IV/878）+Kr. 1911 no. l（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0（Kr. IV/832）+Kr. 1911 no. 4（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1（Kr. IV/834）24+Kr. 1911 no. 2（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2a（Kr. IV/835f）+Kr. 1911 no. 3（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2b-c（Kr. IV/835b）+Kr. 1911 no. 3（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2d-e（Kr. IV/847）no. 3594/7+Kr. 1911 no. 3（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2f-g（Kr. IV/847）no. 3594/7（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3（Kr. IV/836）23（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4a-b（O/71）（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4c-d（O/72）6（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5（Kr. IV/858）（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6（Kr. IV/858）14（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7（Kr. IV/833）31（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8（Kr. IV/858）24（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9[a]（Kr. IV/839）32（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19[b]（Kr. IV/839）32（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20（Kr. IV/833）31（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21（Kr. IV/858）11f（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22（Kr. IV/833）31（帕提亚语文献）；

S 23（Kr. IV/833）31（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24（Kr. IV/858）13（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25（Kr. IV/858）9（波斯语、帕提亚语摩尼教文献）；

S 26（Kr. IV/833）31（帕提亚语文献）；

S 27（Kr. IV/858）15（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28（Kr. IV/858）11（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29（Kr. IV/839）32（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30（Kr. IV/839）29（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31（Kr. IV/843）27（帕提亚语文献）；

S 32（Kr. IV/841）30（帕提亚语文献）；

S 33（Kr. IV/858）10（帕提亚语文献）；

S 34（Kr. IV/858）21（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35（Kr. IV/839）32（帕提亚语文献）；

S 36（Kr. IV/858）12（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S 37（Kr. IV/833）31（帕提亚语文献）；

S 38[a]（Kr. IV/840）22（粟特语文献）；

S 38[b]（Kr. IV/840）22（粟特语文献）；

S 39（Kr. IV/840）inv. 3587（粟特语文献）；

S 40（Kr. IV/838）28（粟特语文献）；

S 41（Kr. IV/842）26（帕提亚语文献）；

S 42（Kr. 6）3647/36（波斯语摩尼教文献）。

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所藏出自新疆和敦煌的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大夏语（Bactrian）和现代波斯语文献[12] 的考释工作，是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进行的。[13]

亚洲博物馆藏的粟特语文献由罗森伯格（F. Rosenberg）（1867—1934年）、拉果扎（А. Н. Рогоза）和利夫希茨（В. A. Лившиц）刊布。塞尔曼的学生罗森伯格刊布了三件粟特语佛教文献残片，其中两件是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探险队于1914年至1915年在敦煌探险时在莫高窟发现的，另一件则是科洛特科夫（Н. Н. Кроткова）的收集品。[14] 弗莱曼（А. А. Фрейман）的学生利夫希茨（В. А. Лившиц）刊布了编号为Kr. IV/879 no 4263的粟特语佛教文献残片。[15] 波哥留波夫（M. Н. Боголюбов）和斯米尔诺娃（O. И. Смирновой）的弟子拉果扎发表了119件粟特语佛教和摩尼教文献，其中包括一件与“焉耆（Ark=Karshar）王后”有关的写本残片。这些文献均由科喀诺夫斯基（А. И. Кохановский）、科洛特科夫、奥登堡和罗博罗夫斯基（В. И. Роборовский）所收集，其中4件早先已由塞尔曼刊布，另一件佛教文献也由罗森伯格公刊。[16]

日本学者吉田丰曾造访圣彼得堡，对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收藏的文献进行研究，于2001年予以刊布，文中概述了他研究馆藏中古伊朗语和佛教文献的心得。[17] 吉田丰还提到了一些未曾刊布的敦煌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文献（这些中古伊朗语文献的正面或反面写着汉文或者回鹘文），编号如下：

1．Дх. 3198（粟特语文献，3行，背面是汉文佛教文献）；

2．Дх. 9514（粟特语文献，4行，背面是汉文佛教文献）；

3．Дх. 12934（粟特语文献残片，梵箧式，正背面各3行）；

4．Дх. 12955（粟特语文献，正面2行）；

5．Дх. 12954（粟特语文献，正面9行）；

6．Дх. 14038（粟特语文献，1行，背面是汉文佛教文献，另有1行粟特文字）；

7．Дх. 14066（粟特语文献，2行，背面是回鹘语文献）；

8．Дх. 14139（粟特语摩尼教文献，2行）；

9．Дх. 14140（粟特语文献，梵箧式，正面5行，背面4行）；

10．Дх. 14145（粟特语文献，2行，背面是汉文佛教文献）；

11）Дх. 14228（粟特语文献，3行，背面是回鹘语文献）。

科洛特科夫收集品中未刊布的残片如下：

1．SIKr IV/705（粟特语文献，梵箧式，正背面各书粟特文2行）；

2．SIKr IV/801（粟特语文献，用粟特文书写的帕提亚语文献，4行，背面为汉文佛教文献）；

3．SIKr IV/862（粟特语文献，背面有5行粟特文字，另有汉文佛教文献）；

4．SI 2Kr 83（粟特语文献，正面8行，背面有粟特文杂写数行，另有汉文佛教文献）。

科喀诺夫斯基收藏品中尚未刊布的粟特文残片有：

1．SIK/21（粟特语文献，正面26行，背面有粟特文1行，另有汉语佛教文献）；

2．SIK/25（正面有10行用粟特文拼写的帕提亚语摩尼教文献，背面为汉文佛教文献，另有7行用粟特文拼写的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美诗）。

科洛特科夫收集品中出自吐鲁番的几件中古伊朗语文献也引起了塞尔曼的关注，他的杂考发表于《摩尼教文献研究》第三部分中。一个例外情况是，有两张照片，反映的是一纸文献的正背面，文献编号为N 8，内容为保存完好的粟特语文献，两面各23行。只是这件文献从未刊布过，也不知来自何方。



译者附记：本文原文用俄、英两种文字发表，原题作“Manichaica в Азиатскм музее （Manichaica in the Asiatic Museum）”，刊于波波娃（I. F. Popova）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之中亚探察（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 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 the Century）》，圣彼得堡，2008年，第82-87页。本译文以英文本为依据，唯注释部分所引用参考文献，凡俄文著述，均依俄文原题，以便读者检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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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3-30

作者简介：利夫希茨（V. A. Livshits），男，俄国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粟特文文献研究。

译者简介：杨富学(1965-)，男，河南邓州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敦煌学、北方民族史研究。赵天英（1974-），女，藏族，甘肃天祝人。硕士，主要从事西夏历史文化研究。

[①] 关于塞尔曼的研究著作及行政管理工作，可参见柏日汗年（А. Г. Периханян）《塞尔曼（Карл Германович Залеман）》，《俄罗斯东方学研究史文集（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第4辑，莫斯科，1959年，第79-115页；奥兰斯基（И. М. Оранский）《古代伊朗语文学与伊朗诸语（Дpевнeиран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 ир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亚洲博物馆（Aзиатскй музей—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o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莫斯科，1972年，第308-315页。

[②] 亚洲博物馆所藏摩尼教文献在数量上仅次于柏林，参见博伊斯（M. Boyce）《德国吐鲁番收藏品中的伊朗语摩尼教写本目录 附帕提亚语摩尼教赞美诗（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cripts in Manichaean 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toghter with Addition and collections to “Manichaean Hymn-Cycle in Parthian）》第 4卷第2册，柏林，1956年，第 314-322页；宗德曼（W. Sundermannn）《1970年以来吐鲁番伊朗语文献的刊布（Arbeiten an den Iranischen Turfantexten seit 1970）》，《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第269卷，1984年，第37-46页。

[③] 他的第一部著作为《亚洲博物馆藏摩尼教写本残片（Ein Bruchatück manichaeischen Schrifttums im Asiatischen Museum）》，《帝国科学院公报（Записк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第6卷第6号，1904年，第1-26页。

[④] 塞尔曼《摩尼教研究（Manichaeische Studien）》，圣彼得堡，1908年。相关的评论分别见《亚洲杂志》第10辑第13卷，1909年，第84-91页，由米里特（A. Meillet）撰写；《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会议纪要（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o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第19卷，1909年，第84-91页，由费尔曼（А. А. Фрейман）撰写。

[⑤] 同上引《摩尼教研究》，第160页。1908年，德国伊朗语学者安德烈（F. K. Andreas）在给丹麦伊朗语学者克里斯汀森（A. Cristensen）的信中提出同样的结论。

[⑥] 同上引《摩尼教研究》，第149、153-154页。

[⑦] 塞尔曼《摩尼教文献研究（Manichaica）》（1），《帝国科学院会议录（ИИАН）》第4辑第1卷，1907年，第175-184页；《摩尼教文献研究》（2），《帝国科学院会议录》第4辑第14卷，1907年，第531-538页；《摩尼教文献研究》（3-4），《帝国科学院会议录》第3卷，1912年，第1-50页（附有词汇表）。

[⑧] 塞尔曼《基督教粟特语语法杂考（Beitrge zur christlich-soghdischen Grammatik）》（1-6），《帝国科学院会议录》第4辑第18号，1913年，第1125-1144页。

[⑨] 吉格尔（W. Geiger）《伊朗语文学基础（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第1卷第2册，斯特拉斯堡，1898-1901年，第334-344页。

[⑩] 邦威尼斯特（E. Benveniste）《雅格诺比语词汇（Un lexique du yagnobi）》，《亚洲杂志》第243卷第2期，1955年。

[11] 宗德曼《早期出版物（1904-1934）中的吐鲁番伊朗语摩尼教文献（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in Early Publications 1904-1934）》（《伊朗语文献丛刊（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增刊第3卷，伦敦，1996年。

[12] 用摩尼文书写的大夏语文献仅见一件，同样，用摩尼文书写的现代波斯语文献也仅有一件，二者均藏于柏林。

[13] 利夫希茨、赫洛莫夫（А. Л. Хромов）《粟特语言（Согдийский язык）》，《伊朗语言学基础·中古伊朗语（Основы иранского языкoзнания. Среднеиранские языки）》，莫斯科，1981年，第347-514页；拉斯托古耶娃（В. С. Растогуева）、莫尔恰诺娃（Е. К. Молчанова）《中古波斯语（Среднеперсидский язык）》，同前，第6～146页；同作者《帕提亚语（Парфянский язык）》，同前，第147-232页；赫洛莫夫《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大夏语和现代波斯语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согдийской，среднеперсидскoй，парфянской, бактрийской, новоперcид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李特文斯基（Б. А. Литвинский）编《上古及中古早期的西域：种族、语言与宗教（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Этнос, языки, религии）》，莫斯科，1992年，第271-306页。

[14] 罗森伯格《1914-1915年奥登堡探险队于敦煌千佛洞所获粟特文佛教写本（一）：小故事残片（Deux fragments sogdien-bouddhique du Ts'ien-fo-tong de Touen-houang Mission S. d'Oldenburg, 1914-15. I. Fragment d'un conte）》，《帝国科学院会议录》第12卷，1918年，第817-842页；同作者《佛教经典残片（Fragment d'un stura）》，《帝国科学院会议录》第14卷，1920年，第399-420、455-474页；同作者《亚洲博物馆藏粟特文佛教文献残片Kr. IV Sogd. 4（Un fragment sogdien bouddhique du Musée Asiatique Kr. IV Sogd. 4）》，《帝国科学院会议录）》第4辑第21卷，1927年，第1375-1398页。

[15] 利夫希茨《中亚及七河流域发现的粟特语文献（Согдийскaя эпиграфика Сpеднeй Азии и Семиречья）》，圣彼得堡，2007年，第335-340页；同作者《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粟特文佛教文献Kr. IV/879 No. 4263（Sogdian Buddhist fragment Kr. IV/879 No. 4263 from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东方写本（Manuscripta Orientalia）》第2卷2期，赫尔辛基-圣彼得堡，1996年，第3-8页。

[16] 拉果札《东方学研究所藏粟特语文献之刊布、释读、转写、综述、注解及词汇（Согдийские фрагменты цеитp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oкoведения. Факсимиле. Издание текстов, чтениe, пeревод,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и глоссарий）》，莫斯科，1980年；同作者《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写本处藏新疆、敦煌粟特语文献收藏史研究（К истории сложения коллекции рукописей на средне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 из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pукописном отделе ЛО ИВ АН СССР）》，《东方书写文献（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1969年卷），莫斯科，1972年，第244-261页。对拉果扎定名、释读、转写错误的纠正见辛姆斯-威廉姆斯《列宁格勒藏粟特语文献一（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Leningrad I）》，《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第44卷，1981年，第231-240页；同作者《列宁格勒藏粟特语文献二：摩尼在萨珊沙宫（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Leningrad. II: Mani at the court of the Shashanshah）》，《亚洲研究所学报（Bulletin of the Asia Insititute）》新辑第4卷：弗莱伊（R. N. Frye）纪念专刊《伊朗文化诸方面（Aspects of Iranian Culture）》，布卢姆菲尔德山，1990年，第281-288页；同作者《列宁格勒藏粟特语文献三：摩尼教徒忏悔词（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Leningrad. III: Fragments of Xwstwnft）》，提交赖斯（J. Ries）教授70华诞纪念会论文，收入佟烈罗（A. von Tongreloo）、吉沃森（S. Giversen）主编《摩尼教研究一：摩尼教文献选编（Manichaean Studies I. Manichaica Setecta》，勒文，1990年，第323-328页。

[17] 吉田丰《圣彼得堡藏粟特语文献（On the Sogdian frangments of th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欧亚语言研究丛刊（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of the Eurasian Language）》第3辑《欧亚诸语问题（Issues in Eurasian Languages）》第1册，京都，2001年，第105-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