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卜辞中记载的武丁治国之策　　武丁治理国家的手段，从卜辞里能看出来一些，如：　　1、充分利用宗教和占卜的力量：大概商代人都是这样的，《礼记·表记》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所以武丁不断地祭祀百神和祖先，他的时候祭祀的对象最多最复杂，至少比他后来的商王要复杂、要多，使用的祭品也最多最好，他这样做不仅仅是要祈求祖先和神灵的保佑，而是要利用宗教的力量把国人们团聚在一起，《书·高宗肜日》里的祖己对武丁说“惟天监下民典厥义”，“王思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其实就是说要武丁利用好祭祀来“敬（警）民”，这一点武丁做到了，他的时代留下来得卜辞祭祀占了很大的部分。他运用宗教的手段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宋镇豪说：“武丁之所以能‘复兴殷道’，一改‘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的败政局面，实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的宏图，其利用宗教‘率民以事神’，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3］　　对于占卜，武丁也是相当重视，他几乎无事不卜，虽然看上去是在预测吉凶祸福，但更深一层的是有它的独特作用的，宋镇豪认为“卜人的占断有效的维护着神的旨意和人王尊严之间的统一性，商王在占卜过程中握有决定性的权威。说明这种三卜制是建立在信奉神灵和服从人王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是借宗教崇拜信仰以树立对人王的绝对服从。”［4］武丁就是通过占卜这种手段，把自己的尊严建立起来，增强了对臣属和人民的威慑力和控制力。　　2、使用武力，征叛伐敌：到了小辛的时候，殷道复衰，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的时候没见有什么起色，内部是本来的附属方国叛乱不朝，外部是四夷敌国的侵袭骚扰，可谓是内外交困。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商当时没有一支能由王直接领导的军事力量，要征伐敌国或叛乱方国，主要的军事力量还要靠那些附属方国出兵来组建军队，如果这些方国不肯配合，商王也就没有办法。到了武丁的时候，他注意组建由自己统率的军队，他的时代就作了三师，“‘三师’的军队，在武丁时就已有，武丁卜辞有‘中师’之称（《合集》5807），有‘右师’（《合集》1253、5805等多见），宋镇豪认为‘当还有左师’，其说有据。《合集》5506、5512上两片同文，词云：‘乙未卜，宾，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右、中、左’即右师、中师、左师。”［5］殷商时代的“师”人数很多，李学勤、杨升南、肖楠等学者研究认为殷商的每一师大概有一万人左右，三师就是三万人，到了武乙和文丁时期的卜辞中又有“王作三师右、中、左”的卜辞（《合集》33006），学者认为“这应是此时的一次扩军行动，商王国军队从武丁时的三个师扩大到六个师”［6］。他有了三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征伐那些叛国和敌国，而且有了军事威慑力，那些不想听命的方国也不敢造次了。　　上面说过，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至少征伐了81个方国，早、中、晚期都在不停地用兵，许多时候都是他亲自随军“御驾亲征”。到了他之后的王，征伐的对象就少多了，祖庚、祖甲的时候只有2个，廪辛、康丁的时候有17个，武乙、文丁时有28个，帝乙、帝辛的时候有8个，都远远不能和武丁的时期相比。可见武丁时期在用武力征服和御敌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基本上把原来散乱的大商众方国又重新聚拢起来了，为大商的重新振兴奠定了基础。　　3、重视农业和畜牧业：武丁时期占卜农业的卜辞很多，有占卜“受年”的，有占卜“王叀省田”的，有“王令众人协田”的，有王令大臣省廪的，命令臣子们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他的王后妇妌、妇好以及其他诸妇等也从事农业生产，足见武丁对农业的重视，所以学者们认为“农业是商代的主要生产部门”［7］；在畜牧业方面，“畜牧业同农业一样，是商代的重要部门。”［8］，郭沫若说：“殷代的畜牧业应该是相当繁盛的。因为祭祀时所用的牲数很多……”［9］，又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10］。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卜辞说：“丁巳卜，争贞：降册千牛？不其降册千牛千人？”（《合集》1027正），争是武丁时期的卜人，“降册”是为了准备一次祭祀登记牺牲数，一次祭祀就要用牛一千头，可见武丁时期的畜牧业之发达。　　武丁对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视，使商的国力大大增强，这也是他能不断对外用兵的经济后盾，因为用兵打仗就是一种经济实力的打拼，古今一理。　　另外，武丁对手和商业也很重视，他让自己的儿子子弓作“司工”，管理着“多工”或“百工”，这些“工”就是手工业者。　　在商业方面，武丁重视商品的交易，他甚至派出重臣去进行贸易，比如有条卜辞说“戊寅卜，内，呼雀买”（《合集》10976），内是武丁时的卜人，雀是武丁的重要大臣，“买”就是去交易作买卖，“呼雀买”就是武丁让雀去交易买卖什么东西。手工业和商业也促进了大商经济的。 　　4、使用联姻的方式对附属方国进行控制：联姻的方式就是武丁从附属的各个方国娶妻，形成了他的“多妇”现象，卜辞中所见的武丁的妻子，据胡厚宣统计有67位，宋镇豪统计有121位，王宇信、杨升南统计有95位，她们的妇名结构主要是妇＋名，这个名主要是她所来自的方国名在加上个女旁，比如妇好，是来自子方（妇好卜辞也写作“妇子”）；妇妌（也写作妇井），来自井方等等，学者说“这些女子应来自该国，她们来嫁于商，显然带有联姻的性质，《礼记·郊特牲》‘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即此，为的是扩大国家的统治基础。”［11］武丁的这些妻子中，称“后”的就有18位，但有资格进入周祭谱与武丁配享的只有有三位：妣戊妇妌（又称司母戊）、妣辛妇好（又称后辛或后妇好）和妣癸。　　至今我们不知道妣癸的妇名是什么，但是在妇好墓中出土了一组铜器，共有26件，上面刻着“司（后）巧母”和“司巧母癸”的铭文，这个“巧”字的写法是“毚”字去掉下面的“兔”加个“丂”，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个字从丂声，读如巧，所以这里就用巧字代替。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个“巧”是妇好在娘家的私名［1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就是武丁的配有妣癸的妇名。笔者这里比较倾向于后者，因为在两个方尊上明白地写着“司巧母癸”，显然就是她庙号为癸，而妇好的庙号是“辛”，妇好墓里出土的文物上就刻着“司母辛”、“好”和“妇好”，按照大商的惯例，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带天干的庙号，所以那个“司巧母癸”必定是另有其人，她就是武丁的另一个配偶妣癸，“巧母癸”三个字是合书的，如果按照卜辞人名倒合书之例，也可以读作“癸母巧”，和妇妌又称“妣戊妌”的情况相似，妣癸可能本来的妇名就叫“妇巧”，但是卜辞中没有。　　自从李学勤先生提出来“巧”是妇好在娘家的私名之说后，学界群起而响应，举例子也都是仅举“司巧母”的例子，“司巧母癸”的例子绝口不提，甚是奇怪。在卜辞中只记载和武丁配享的这个配偶是妣癸，但没有说她的妇名是什么，成为一个迷案。那些带“司巧母”的铜器应该是妣癸死后她的子辈为她铸造的祭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埋进了妇好的墓。这也说明妣癸这位武丁的王后是死于妇好之前。　　武丁的这些妻子和后来朝代的那些只会生孩子、吃白饭的后妃们不同，她们都在实实在在地为大商效力，“凡是男子能做的事，诸妇皆同样能参加”［13］，她们从事农业生产、领兵打仗、主持祭祀、宴会宾客、担任大臣职务，比如妇妌就伐过龙方，到丘商去种黍，宴请过来宾，所以说“见于卜辞重的诸妇皆是有地位的贵妇，她们是统治阶层中的重要成员”［14］。　　她们中最突出的就是庙号为辛的妇好，她在从事农业生产和主持祭祀的同时，主要是领兵打仗，征伐敌国。她参与征伐的方国有土方、下厃、巴方、人方、龙方、狗方等，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大的敌国。《合集》39902卜辞记录“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狗”，是卜辞记载大商出动兵员最多的一次，为了讨伐狗方，也就是后来的犬戎。她征伐巴方的时候武丁亲自出马和她大配合，获得胜利（《合集》6480：“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瞂伐巴方，王自东□伐，戎陷于妇好立（位）”）。　　可惜妇好短命死在了武丁之前，武丁的卜辞里说“贞妇好不死？”（《甲》83）、“贞妇好其死？”（《甲》3480）、“贞妇好不死，有子？”（《契》491）、“贞妇好延死？”（《甲》944），由这些卜辞看来，妇好大概是死于难产，说明她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她死后的陪葬品之种类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工艺之精美，足令人瞠目结舌，可见她当时在武丁心目中的地位。她墓中出土的两面大钺，那不是当作兵器用来厮杀的武器，是象征武力和权威的仪仗用器，相当于后来的“黄斧玄钺”，有了它就有了征伐之权。可以看出来妇好主要是以武功在大商取得了崇高的地位。 武丁的多妇，其结果必然是多子女，据胡厚宣先生统计见于卜辞的共有53人，卜辞里通称他们为“多子”或“多子族”［15］。　　5、大力实行封建制：胡厚宣先生撰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他对卜辞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认为“殷代自武丁以降，确已有封建之制”［16］，武丁时期分封对象很多，主要有诸妇、诸子、功臣和方国的侯伯田男，这些封建的对象对商王的主要义务就是边防、征伐、进贡、纳税和服役。诸妇之封如妇妌、妇好等。诸子之封如子画，封地在画，在今山东临淄之西北三十里；子宋，封地在宋，就是今天的商丘一带，所以“是宋国之封，决不始于周公之于微子启，自殷武丁时，既已封子宋为宋伯矣。”［17］；还有子奠的封地奠，就是周代的郑的故国等等。功臣之封有瞂（原字从戈不从犮），封在沚；有史雀，封地在雀等。其他分封的方国诸侯称侯、伯、田、男，四者都是爵位名，皆见于卜辞，但胡厚宣指出“故侯伯田男，皆不过为诸侯之异称而已，绝无所谓贵贱等级之分。”［18］不过我在小说里还是把他们分了等级，主要是为了表明里面人物的身份。　　武丁通过分封制度，增强了王室对国土的控制力量，同时也由于分封对象对大商尽的义务而使国力大增，走向富强。

四、建立新都邑，开创殷墟时代　　武丁时期，似乎有两个国都，一个是大邑商，也叫天邑商，另一个叫做中商，这两个邑不是一个城邑。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还在争论，目前比较恰当的说法是大邑商就是“洹北商城”，在洹水之北，这是盘庚迁殷的“殷”，就是北蒙。洹北商城宫殿基址群由25个单体夯土基址组成，其中被考古工作者编为1号的基址，位于洹北商城内中轴线南部偏东，整体结构呈“回”字型，东西长170多米，南北宽90米，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基址、柱洞、台阶、门道保存完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19］。“四面城墙基址，每面长度都在2000米以上，墙基宽约9米。整个城垣接近方形，与著名的殷墟相隔一条洹河。专家认为，该遗址年代早于殷墟文化、晚于郑州商城，绝对年代约距今3300年以上。”［20］关于洹北商城虽然说法不少，但是岳洪彬、何毓灵二先生通过系统研究后表示“我们赞成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说”［21］ 　　到了武丁时期，他的卜辞里有“贞王乍（作）邑，帝若”这样的卜辞（《铁》220.3），赵诚认为“新建都城叫‘作邑’”［22］，所以武丁时期曾经新建了都邑并且迁都，所建所迁的这个新都邑，学者认为就是现在位于洹南小屯的殷墟，胡进驻先生就说“盘庚自奄迁殷；武丁自殷徙宅小屯，复自小屯迁亳；武乙自亳归小屯；帝乙自小屯迁朝歌。”［23］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殷墟似乎是由武丁首先开始建造的。在卜辞中称这个新都邑为“中商”，或称“兹邑”，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殷墟时代应该是从武丁开始，商人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殷墟文明。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道：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 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