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史料，商周青铜器铭文由于直出先人手笔，内容涉及册命、典祀、征伐、约契、年历、官制、地理，以及名物制度、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因而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故素为学者所重。自北宋金石之学初兴，士大夫因玩好彝器铭刻而渐致力于补经正史，访求著录之风益盛，研习者常就及身所见，或存之器影，或录以款识，或考辨文辞，或类次名目，其递补摭拾，搜求不舍，数量之众，积甲山齐而有馀。至有清一代，其学冠绝前朝，金文资料已成为研究商周历史与考古的重要文献。然因时代兴废，古代器物如云烟过眼，聚散辗转，隐见靡常，故历千载至今，金文著录之作已数百计。但传统之著录方法多限学者一时之见或一家之藏，致一人之器分载数籍，一器之拓散见诸册，优劣并存，难以汇集，为研究者平添资料检寻和比较的不便。况历代伪器迭出，赝刻不绝，使传世之金文资料良莠杂糅，有待鉴别。宋人著述金文始开风气，用力既勤，搜求亦博，但如《博古图录》之类，所汇商周彝铭不过数百器而已。至清乾隆朝敕纂“西清四鉴”，循《博古图录》遗式，尽管收器数量倍增于前，但伪器充斥，释文舛误，图绘失真，摹铭草率，或本器具铭而不知，或行款错易而不察，书虽后出，学术价值反逊于宋著。乾嘉以来，朴学蓬兴，学者多于经史之外旁涉金石，汇储商周彝铭资料尉然成风，研习考辨之作实非官修可逮。然囿于时见，一家所录之器少止几十，多则数百，远谈不上汇集。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对传世及新出彝器铭刻资料的整理研究，网罗日富，水平渐精。如道咸间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三卷，虽为未完之作，但独求商周彝铭1334件，且首创以铭文字数多少为次之著录体例，识疑断误，摹刻精善，堪称精博。同光间，方溶益有未竟遗稿《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仿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而作，所收商周器1382件，而彝铭逾千，虽间存伪器，但考校尚精。其后刘体智著《善斋吉金录》二八册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卷，广采各代器物五六千件，其中商周新旧彝铭过半，数量可谓浩繁。然两书虽不乏精品，但伪器杂厕，审鉴欠当。至罗振玉作《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汇求所知商周金文善拓4831件，鉴别精审，询集其时所见殷周金文之大成，影响深远。然而，这些著作或因成书年代早，未及此后出土的大量新资料，或未包括宋代及清代诸著录书中的铭辞摹本，学者早感美中不足，而有增拾补苴，全面荟萃理董殷周铭刻资料的期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陈公柔等先生，在夏鼐先生的指导下集体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奋力搜集宋代以来之著录、中外博物馆之收藏以及历年各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收器总数近12000件，较《三代吉金文存》增广一倍以上，于1984--1994年由中华书局陆续以珂罗版精印出版，其学术价值之高，影响之巨，有目共睹，已成为学者广泛利用的商周金文文献总集，深受学术界的推崇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