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也就是在帕蒂加入“共生军”一年半后，她和另外两名“共生军”成员在旧金山被FBI[注27] 逮捕，直至被法院起诉前，她还歇斯底里地大骂自己的父母是猪。 　　这两个真实而滑稽的故事，让人看了说什么也笑不起来。作为受害者，竟然对施害者产生认同感，甚至加入到施害者的立场中去。这种呈病态的情感及行为令人非常费解，于是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人们在对此做出深入的研究后却发现，这不仅仅是个案，而是在特定条件下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围绕着这种心理反应所衍生出的一切行为，则被认定是一种心理疾病的具体表现。由于这种病症的首次发现是在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之后，故将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造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条件有四： 　　1.受害者受到重大的威胁，包括并不仅限于生命；2.受害者会得到施害者给予的小恩小惠；3.受害者处于封闭的环境下，只能得到施害者单向给予的信息；4.受害者感觉无路可逃，或对脱离施害者的控制不抱任何希望。 　　● 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 　　实践证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获得者，既可以是一两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只要有施暴者与造就病征的四个条件共存，就会产生这种病，而且这种疾病的普遍性，高得令人吃惊。 　　如，清朝雍正年间，儒生曾静因阴谋煽动造反而被捕入狱，经历了囚禁、审判后，低头伏法认罪。谋逆本是大罪，理应处死。然而可以杀掉他的雍正帝，不但没杀他，反而给了他一个小官做，这使得曾静的态度大为转变，对朝廷对皇上感激涕零，臣服得五体投地。而后跟随朝廷大员辗转于江宁、杭州、苏州等地，对官办图书《大义觉迷录》[注28] 进行反复宣讲，其言辞中谄媚之色令闻者不忍卒听。 　　显然，曾静是感染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罪臣)谢(皇上)不杀之恩”。 　　从某种意义上讲，商鞅的变法也是在制造这种疾病，而且异乎寻常的成功。《史记》中对此有很含蓄的记载[注29] ，说商鞅变法初年，上访声称新法不便的老百姓数以千计，在强制执行新法后，按部就班过了十年，秦国百姓开始对这法产生了好感，当年诋毁这部法的，在十年后纷纷到首都去夸赞这部法的优秀。 　　人所共知，商鞅的新法非常苛刻，动辄便大刑伺候；同时又引导性地给以恩惠，如拜爵获赏等；用户籍管理，禁止旅店营业的办法将人口锁定在固有的生活区域，既不能逃逸，又无法拒绝官府单向给出的信息。这些条件恰恰够得上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从秦国百姓的行为上判断，正是感染了这种疾病且症状表现得很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