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珺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从帝王的庙堂到西门庆的大宅)，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者，显然包括“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的冯谖之类门客。而王学泰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裙平二人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人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武侠小说和影视剧在当代的巨大影响力不知是这种游民文化的余绪还是发展。李珺平则是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吖刁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珺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含文艺)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此言不虚。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罢黜”并非用暴力强行禁止，而是用高官、厚禄、名望等政治资源诱导，恰如唐太宗以科举功名诱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以降，吖刁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孔门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概念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们更需要“道”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合道性”，即1egitimacy)。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滕文公’下)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而更多的是“入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满坑满谷。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而唐代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朝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