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柏杨称之为武则天时期“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的由酷吏来俊臣所著的《罗织经》(马树全注译本)，他对专制文化的深刻体悟与坦白表达，对于我们认识人性邪恶的一面及其在专制条件下可能肆虐的程度，极富震撼力。近来读李珺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游民、门客、士)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最“小”，研究的是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珺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叩刁客”最典型的“交集”(重合部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聂政、荆轲式刺客，侯赢、朱亥式侠义客，吴起、庞涓式客将)，也不是文士(毛遂、苏秦、张仪之类辩士，荀子等“不治而议论”即专事讲学的“稷下先生”)，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李著的“门客”概念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的本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讥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鹊之志”，揭竿而起时鼓舞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两个枭雄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熟谙社会隐规则，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主张“良知政治”的当代政治家哈维尔说得透辟：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在专制社会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也有反叛之心。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的大太监赵高(他作门客的才华不在汉奸胡兰成之下，据《汉书·艺文志》载他著有铲《爱历六章”》)，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