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本纪》中，司马迁总结的夏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为夏禹的成功治水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夏代先民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方面，曾经经历了从失败走向成功的重要历史阶段。“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环山襄陵，下民其忧”。由此可见，肇发于帝舜时期的滔天洪水，严重危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安全。夏代先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克服自然环境所致的不利条件、解决正常生存的问题。在当时，治政与治水成了同义词，并且将能否成功地治理洪水作为衡量政绩大小的唯一标准。当舜用鲧治水期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这就是说，帝舜将其全部希望寄托在禹的身上，并亲自命禹：“汝平水土，维是勉之。”大禹未负舜之厚望，在吸取父鲧治水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变水害为水利，由此产生了两大积极政治效应：一是促进了原初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农耕技术的进步，二是顺势对当时的大小河川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治理，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在《殷本纪》中，司马迁所总结的商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为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司马迁认为，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关键在于国君是否贤良。文载商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说明有商一代的大事除了祭祀，就是作战，从事这样两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是维护商代阶级社会中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太史公在该本纪中重点总结了商汤和纣王的政绩。其对商汤的记载为：“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很明显，这里的伐葛伯，原因是葛伯“不祀”。因此，伐葛之本质在于树立汤自己的绝对权威。在此基础上，商汤以发动战争和颁布誓训之辞为手段来确立君国之道：“格女庶众，来，女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惟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此即《汤誓》的部分文辞，其顺昌逆亡之意十分明确。征伐异国他邦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颁布誓训之辞强化君国之道同样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君主建立中央集权的最初尝试，也是商汤在君国和集权方面的重要政治发明。司马迁站在“思来者”的高度总结了纣王治国败绩的教训：“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除此之外，纣对不同政见者施以炮烙重刑。司马迁将商代国君的恶善故实和君国之道进行如此详细的总结，不外是想让后世国君从中吸取教训，居善治政，勤政为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