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本纪》中，司马迁所总结的周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就是大事分封和文、刑并重。《周本纪》对分封之事作了明确记载：“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第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武王的这一封邦建国措施，对西周前期的政治稳定的维护和先秦时代文化多元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但同时也为日后异姓诸侯的崛起乃至西周自身的灭亡提供了条件。西周时期的文、刑并重，也是太史公总结的重点。司马迁在论述成王文治的作用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毫无疑问，大事分封和文、刑二治等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了西周前期和中期的社会发展，但到了后期，出现了“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的局面，最终导致了西周的衰颓。春秋、战国时代是个由争夺霸权发展到争夺天下的过渡期。平王东迁之后，“五霸更盛衰”，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及诸子百家的兴起，乃是对西周后期文、刑加礼禁的反动。司马迁笔下的东周，是旧的政治文明衰落和新的政治文明产生的特殊时期，正是在这种新旧政治文明交替的作用下，导致了秦代政治文明的诞生。

再次，司马迁对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总结具有开创意义。司马迁撰写的《五帝本纪》，使中华民族有了评说自己远古社会政治文明成就的文献基础和理论依据。与此同时，他所撰述的夏、殷、周三“本纪”，抓住了先秦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主线，突出先秦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重点，并且强调了先秦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历史连续性。正因为司马迁采用了这种特殊的总结方法，才使得《史记》前四“本纪”充分体现了“纪以包举大端”的撰写法度，并使先秦四“本纪”从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高度体现了百川归海的会通之义，从而为其系统总结先秦政治文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所体现的主要成就。就此而言，司马迁对先秦政治文明成就的总结，可谓功德无量。他通过撰写先秦四“本纪”告诉人们，无论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应该注重自己政治文明的建设；否则，就有丧国失祚的潜在危险。在司马迁所总结的先秦政治文明成就中，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所撰述的先秦四“本纪”直到现在仍有很强的资治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