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以亚历山大与波斯最决定性的战役高加米拉会战为例，来证明战车的战斗力低下，实际上是不妥当的。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波斯的战车共有一百辆，每辆战车只有一至两名驭手，这些驭手本身不具有战斗力，主要依靠车轮周围配备的锋利刀片来滚杀敌人。当战车被围困时，马其顿士兵很轻松的就把驭手一个个消灭，战车也就立刻成了一堆废物。但是，秦军的战车会超过一千辆，秦军战车上的车兵是秦军精锐之一，不仅有力大体健手持长矛的兵卒，还有弓弩娴熟的弩兵。更重要的是，每一辆战车周围都有一定数量的徒兵──“锐卒”，有他们的保护，对方难以接近战车。所以，象波斯战车被迅速围歼那种态势根本不可能发生在秦军身上。杜普伊的《武器和战争的演变》里也说，“只要有适合的战机，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战车在作战中曾多次赢得过胜利。”

当然秦军最具杀伤力的还是弓弩。关于弓弩的射程和杀伤力，前面已经讨论够多了，这里将再提供几条证据来说明一下。现在普遍认为中国的弓弩领先于当时的西方，西方后来从中国传过去的弓弩制造技术中获益良多。以弓为例，齐国的《考工记》详细描述了制造弓与箭的选材、工艺流程等。明确指出制造弓所需的六材是干、角、筋、胶、丝和漆，“六材既聚，巧者合之”，只有六材都准备好了才能合制成弓。其中的干是指弓干，取材最好为柘(zhè)木，其次为檍，桑，橘，木瓜，荆，最下等为竹。古代工匠制成一张良弓，从第一年开始选材、干透，到牛筋、弓角的制作，到最后的被弦，共需要约4年左右的时间。其中制作之艰辛，可见一斑。最终的质量也可以想见了。当时的诸侯和武将对弓非常重视，丝毫不亚于对宝剑的重视。据载，楚灵王酒醉之后将楚所藏之宝弓“大屈”送与鲁侯，酒醒之后十分后悔，甚至不顾将背负不信之名，派遣使臣将“大屈”强行索回。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里说，“从古代直至公元十六世纪这段时间里，弓始终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手提兵器。在既有重装弓箭兵又有轻装弓箭兵的亚述军队中，弓也是主要兵器。对古希腊、马其顿、古犹太人和古罗马军队来说，弓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兵器。”当时希腊、马其顿和波斯的弓箭主要传自印度。而印度弓，竹子是常用的制作材料，有时也用藤条等材料。由此可以推想东西方在弓弩技术上的差距。

对于当时以步兵为主构成的难以横向移动的大型方阵来说，弓弩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与威慑力，所以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如公元前260年发生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军的强弓硬弩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数十万赵军无法突围，最终，赵国主将赵括射死，秦军以来弓弩取得了这场决定天下大局之战的胜利。又如后来西汉时的李陵，五千汉兵依靠车仗为工事，以弓弩为远射武器，竟然抵挡匈奴八万之众，射杀匈奴上万骑兵。李陵最后叹息说：“再给我们每人十枝箭，就能支持到边界。”最后虽然兵败，但可以想象得出弓弩的巨大威力。现在无法知道当时秦军每名士兵配备多少支箭，这里只拿后世的唐军为例做一个参照说明。据《太白阴经》所载，唐代军队一军人数为12500人，装备弓12500张(附弦37500条，箭3750000支)，弩2500张(附弦7500条，箭250000支)，弓弩装备比率各占100%和20%。也就是说，每名唐军配备一张弓，三根附弦，三十支利箭。在当时，这样的唐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恐怖的战斗力的军队。每名秦军配备的箭簇的数量大路没有查到资料，但从秦兵马俑二号坑的出土情况来看，弓弩手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你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支，其负矢之多，当时魏国武卒属于重装步兵，向有“负矢五十”说法，秦国的弓弩兵配备的箭簇的数量远远多于魏国武卒的弓箭配备。所有我们不难理解，秦国依靠什么手段竟然能合围同样数量的赵军了。在秦军强大的弓弩兵面前，赵军始终无法接近，事实上当时双方发生白刃近战相对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