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国都城的形态加以概括，我们发现东方列国普遍出现城、郭分治的“两城制”，秦则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的布局特点。东方列国都城形态内部也有差别，按小城和大城的结合方式，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一、两城并列式的，如燕下都、中山国灵寿城、郑韩故城；二、小城位于大城之中的，如曲阜鲁城、纪南城、魏安邑；三、小城嵌入大城一角的，如田齐临淄、赵邯郸。同一类型城市之间应当有相互影响，如燕下都与灵寿城；这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不管怎样，东方列国都城形态的内部差别较它们与秦的差别要低一个层次。

战国及稍後的文献对“两城制”有所记载：《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宋孙疏：“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为之御”。《战国策·齐策六》：“安平君以之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安平君之功也”。“田单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余卒，破万乘之燕，复齐墟。攻狄而不下，何也？’”

《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尔雅·释名》：“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战国一尺相当于今23厘米，一里相当于414米，三里就是1242米，战国都城如安邑、邯郸、临淄、纪南城等的小城边长与之接近；七里就是2898米，战国都城的大城边长也多与之接近。考古与文献互证，东方列国都城中的小城为“城”，大城为“郭”，确凿无疑。小城中为宫殿区，大城中为居民及工商业区，性质也吻合。惟独大、小城的位置关系，不限于《管子》和《尔雅》所说的内外相套。

自敬王迁都以後，洛阳就成为东周王室的所在地，改名叫“成周”。此前这座城兴建于春秋早期，主要用于驻守诸侯国靖王军队，叫“翟泉”。敬王迁都时在城的北面又扩建了一座小城，来安置宫殿和陵墓，至于原来的大城，可能仍然作为驻军场所，并安排平民区[1]。晋都新田的城市功能分区还不明朗，象牛村古城内既有大量的宫殿，又有手工业作坊及居址，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宫城。春秋晚期晋国异姓卿大夫专权，他们在东面兴修了三个小城，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左右公室的宗庙祭祀权。新田手工业既具有氏族工业的特征，又有商业萌生的征兆；石圭的批量生产具有典型意义，意味著礼制的衰落和现世商业观念的流行，并与卿大夫势力膨胀的历史背景有著紧密联系；到了新田晚期，石圭作坊遗址有突破牛村故城南垣的趋势[2]。到了战国时期，“分散的几个小土城，战国时，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3]。三晋的都城，都具备了“两城制”的格局，规划明朗，赵都邯郸的北大城既是主要的工业区和居民区，又包括贵族的府邸，同时还在其西北部加强了军事防御设施。从春秋时郑韩故城的东城分布著以社稷为中心的手工业遗址看，东城是包括“百工”在内的国人居住和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曲阜鲁城在西周乃至春秋早期时还以南北垣西门干道为界，西面分布著当地土著或殷遗民，东面分布著周人居址及宫殿区，这种按血缘差别的二分和西周洛邑很相似；春秋中晚期之後，由于“三桓”等私门的崛起，在城的中部修筑小城，其东面墙垣的防御性比北面强，有很明显的针对性，城市布局发生结构性转换，两城制出现。新的格局就其反映的政治生活既与晋都新田相似，又延续到了战国，如田齐临淄。田氏代齐後夷平了原大城东北部姜齐的宫殿区，在西南另修小城，而且其东墙和北墙的防御措施显然针对东北大城内的居民，姜齐时期惨烈的政治斗争给新的统治者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纪南城的大城兴建于战国早期，当在“吴师入郢”之後，此前在昭王时期就有过几次因战争危机而发生的“城郢”建议，大城的军事守备功能很明显。当然也有管理商业的意义，这从《鄂君启节》铭文可以看出来。燕下都的军事防御性最突出，其城垣的厚度堪称东方六国之最。综上所述，“两城制”在东方之所以普遍出现，不外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军事守备三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