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君是一国之首，然而在春秋时代的封建结构下，国君的主权似乎很有限。卿大夫们，在关系上是国君的宗亲昆北，在身分上与国君相去不过一肩。在《左传》上因此有这种记载：

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每一阶都只比次一阶高出一点点；国君的威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高出群臣之上。演变的极致，就是卫国的“政由宁氏”，只把宗教权力保留给卫君。鲁君的地位也凌夷不堪，到昭公时，鲁君已经四世不能掌握实权，昭公自己更是被逼出亡，老死客地。晋国也免不了被三家瓜分，晋侯反而必须向韩、赵、魏韩朝贡。齐、郑、宋诸国莫不曾有这个国君丧失主权于强臣的经过。战国时代的各国，大都是这种强臣取代了故主建立的，例如晋的三家，宋的戴氏，齐的田氏。这些国君曾经亲身经历过封建国君威权不足的局面；秦楚两国的王室，似乎仍然是春秋时代的统治者，然而他们看见春秋之世君权凌替的例子也够多了。因此，甚至在春秋局面将要闭幕前的俄顷，新兴国家的统治者，已经十分注意如何把威权维持在绝对的高度。据说，知氏围攻晋阳不下，解围之后，赵襄子赏赐五个有功的部下，而以一个名叫高赦的居首，有一位大不服气的部下，询问赵襄子为什么把功劳不大的高赦居首功，赵襄子回答：

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唯赦，吾是以先之。

这种尊主的态度，正是绝对君权所必具的要件。法家的理论家韩非，特别说明这态度的重要性：p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

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君主，在性格上有时可能是神圣的教主，或者不做事的"虚君"，如现在英王之例，也有时可能是实权集中的专制君王。战国的社会结构，与春秋不同，已经逐渐抽去了世袭贵族一层，剩下的只是君主与被统治者两橛，没有中间许多阶层的逐级分权。春秋时代的楚国，君权似乎比其他各国的君权为高。晋文初霸时，权力也当不小。战国的君主就变成了权力的唯一来源，与毫无权力的被统治者适成对比。雷海宗指出，战国的君主，虽然在血统上仍是古代的贵族，但在性质上已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势力，而仅仅谋求一人或一家的利益。P这种性格，表现于战国行事者甚为彰明较著。战国最常见的是“裁抑世族，扩张公权”。于是勋旧宗室，在战国能屡代尊荣的，实在很少。说明这一现象最明白者，莫过于范雎与秦昭王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