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孝的虚伪性还表现在欺软怕硬，自相矛盾。上引阮简父丧中食肉，废顿近三十年。阮简是阮籍的侄孙。当年阮籍居母丧时在司马昭座上公开饮酒食肉，司隶校尉何曾对司马昭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司马昭却说：“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晋书•何曾传》)阮简没了保护伞，只得挨整了。
        居丧是不能作乐的。明帝刚死，国丧未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钟雅的弹劾。而到谢安执政，“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为什么无人弹劾?因为谢安已登台辅，位尊权大，没人敢碰了。
       上文说过《晋书》列传中有孝子55人，其中恐亦有假。《晋书•孝友传》序云：“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犹为继踵。”这话显示，修撰《晋书》的初唐史家，觉得晋代孝悌名流不够多。相比之下，《南齐书•孝义传》16人，《梁书•孝行传》16人，晋朝百年，14人确实少了点儿。当然，体例有关，不能说《孝友传》外无孝子；但传外诸传中55人以孝闻，必有谀词。特别是地位显赫而又仅仅“居丧以孝闻”的诸公。如高密王司马泰、新野王司马歆、贾充、陆晔等，实际上恐难称孝子，顶多说得过去而已。朝廷重孝，写上这么一笔，显得好看。沈约《宋书•孝义传》赞云：“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采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这是隔代史家较客观的评论，可见晋代孝子不多，才是实情。
        那么，“中正把关”又当如何评断呢?
        说中正不把关，不符合事实；只是怎样把关，颇有奥妙。透露这奥妙的典型事例，是曹魏末年司马昭挂着相国头衔做皇帝时，他的世子司马炎需要办一下乡邑评品的手续。此事使司州大中正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烦心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暴露}而要找个可以跟他并肩同等的人，又有谁敢当得起?结果全州十二郡的中正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司马昭还特地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郑默传》)这话说得真有技巧，应收入权术教科书。
        此后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刘毅上书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况今九品，所疏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可见其时的中正，已经既不“中”，也不“正”了。上述阮简之例，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