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长子叫诸葛恪，据陈寿《三国志·吴书》载，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这里虽也有以驴揶揄之意，但国君赏赐给你驴子，那是莫大的荣光。诸葛瑾字子瑜，这就是在古代诗文里驴子又称“子瑜面”的由来。

王粲是曹丕之父曹操的幕僚，比曹丕大十岁，可谓曹丕的长辈。曹丕和孙楚，都是忠诚而深切地学摹驴鸣，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并非滑稽取笑之举。魏晋风流喜学驴鸣，虽属当时反世俗礼教的行为流露，但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时尚。这极可能是因为驴鸣时间跨度大，有节奏，嘹亮，有起调、高潮和收尾，极富音调特色，具有一种使人警醒的音响效果。正因为此，佛教有名言至理云:“通身是眼，不见自己；欲见自己，频掣驴耳。”意谓凡夫俗子不了解自我，只有经常拉扯(掣)驴耳，使驴大声鸣叫，才能警醒自身，认识自己的佛性。这容易使一般俗民百姓领悟佛理。

在唐宋时期，驴子是重要的出行工具，畜力骑乘的等级次序为马、驴、骡、牛。可知骑骡子的身份并不高，驴子为老二，比骡和牛还高级一些。唐代王梵志诗云:“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后来演化为黎民俗语:“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见，骑驴可使心情坦然而有一种满足感。驴子不像马那么高贵、骄气，具有平民性的特点，所以在唐宋前后，佛教传经者常以驴子作比，通俗地向民众阐释佛理禅机。如《景德传灯录·大乘赞》将不知道自身即带佛性的凡夫俗子，称作“骑驴觅驴”。又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又如南北朝时汉译佛经《出曜经》卷15记载一则故事:一位远行人到南天竺国，被一个咒术巫人变形为驴，不知东南西北，数年不得归乡。有人告诉他，南山顶有一种草，叫“遮罗波罗”，若人被咒术镇压，吃了此草，即可恢复人形。已变为驴子的远行人说，不认识此草，该当如何。同伴告以诀窍说:“汝以次啖草，自当遇之。”那驴形人便上南山低头一路吃去，果然吃到“遮罗波罗”草，恢复人形，并“采取奇珍异宝，得与同伴安稳归家”。可知在那时人们观念里，驴有好报。

驴子的体貌长相不如马高大英俊，力量不如牛大，脾气不如骡子好，再由于我国古代中原马少驴多，马匹价格颇贵，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骑马，平民只能骑驴。因而驴子又成为无官的隐士和文人雅士的坐骑了，给人以虽清贫却很旷达的感觉，反而成为高雅潇洒的象征了。宋代《合璧事类》载，传说李白曾乘醉骑驴经过华阴县城门，县官有眼不识泰山，进行审问，李白说:“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是何等气派！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骑驴图》，可见骑驴乃高雅之行为，邵宝《太白像》诗赞道:“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瀛。……醉来天地小于斗，鞭策雷霆鬼神走”。以骑驴渲染诗仙飘逸高大的形象，宏伟的气魄。那简直不是驴子，而是充塞天地之鲲鲸，连鬼神也低首跟从。史载唐德宗时的“山人宰相”李泌就骑驴。五代时著名道士陈抟也常常骑驴子。传说中的张果老也骑驴，而且还是倒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