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帝议遣宣王（即司马懿）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遂以四万人行。及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时攻，群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召宣王还。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刘晔以先进见幸，因谮矫专权。矫惧，以问长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曰：“刘晔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鉼授之，矫辞。帝曰：“岂以为小惠？君已知朕心，顾君妻子未知故也。”

冬十月，改平望观日“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尚书卫觊……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郡国毙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阱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

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髪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

陈寿在《明帝纪》评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明帝纪》注引《魏书》亦言曹叡：

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杀谏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见的，这算是他的特色。

曹叡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虽然他在位时期，魏国疆域比较大，总的讲军事、政治、经济诸情况也不坏。但他统治的最后四、五年，即自蜀相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的奢侈淫佚的本性充分暴露出来了。于时大修洛阳宫室，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使百姓“力役不已，农桑矢业”。他“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可”。“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谏曰：“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醜恶乃出与士……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高堂隆也上疏说：“今天下凋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稟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除了高堂隆和张茂以外，其他进谏的还有二十余人。曹叡对之虽不加诛贬，亦不采纳其言，照旧大兴土木，致使国用匮乏，人民困苦，而日后曹魏政权之被司马氏所取代，亦与曹叡之奢淫过度有一定关系。曹叡的统治还有一个重要的失误，则在确定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