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新生之路

侵华日军是一支极其残暴野蛮的军队，凡是被我军俘虏后释放的日军战俘，回去后大多数都被杀害或被判刑。不仅如此，日军还要对其国内家属进行残酷迫害。有鉴于此，日军战俘普遍顾虑较重，思想上很难转得过弯。他们大多认为，当了八路军的俘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累了家人也很不光彩。一个叫大谷正的俘虏这样描述他刚做俘虏的心情：“我的人生观变得那么阴暗，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此完了，故乡也再不能回去了！家庭万一知道了我的被俘将怎样呢……我完全变了，每天好似彷徨在无边的黑暗里。”一些战俘找机会自杀、逃跑，有的甚至产生了要在八路军指挥部里搞情报、搞暗杀，以另一种形式来效忠于天皇的危险念头。

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后来撰文回忆说，他被俘之后，共产党敌军工作部的一位负责干部对他说：“当了八路军的俘虏，要是被日军知道了会连累你在日本的家属，现在要立即换个名字。”对于这种周到的安排，日军战俘大多心存感激，很快在心理上拉近了与八路军的距离。学校趁热打铁，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收心稳定工作。首先是召开入学大会，欢迎日军战俘入校学习；接下来就是张榜公布禁止伤害或侮辱战俘，严禁没收或损坏战俘的私人物品，对伤病战俘给予特别照顾和适当医疗等管理规定；最后再通过谈心了解情况，逐个解除他们精神上的紧张不安，消除他们心理上的敌对情绪。香川孝志感慨地说：“当时，促使我们情绪和感情上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我们接触到了八路军战士的诚实与亲切的态度。如果光靠道理说服，就会引起反感。”香川孝志的这段话也充分反映出了当时日军战俘的普遍心理。八路军指战员以真心诚意的实际行动，逐渐打开了日军战俘的心结。

学校的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从战场上俘获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受我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延安军民对他们来延安很欢迎，都是笑脸相对。八路军将士的言行以及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情，在被俘日军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震动。在百团大战中因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院治疗期间，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深为感动。他后来回忆说：“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分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里的是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这次我和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惶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去学习。”

对日军战俘的物质生活，我军也做了特殊优待。1941年9月，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规定：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的高一倍；年节、纪念日时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在当时，延安日本学校的学员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的补贴标准。当时，毛泽东、朱德的补贴也只有5元，士兵1元。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 斤、蔬菜30斤等。而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没有粮食只得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尽量供应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有时还买些水果、白糖供给他们。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

1941年初，因日寇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物资困难。尽管如此，边区政府仍把日本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为克服困难，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物资紧缺的情况逐渐好转，学员们的伙食也随之改善，主食由小米改为白面，一天两顿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刚从日本军队过来的学员见此情况不禁感叹：“那边的伙食太差了，我们都吃不饱。像这里的伙食，在那边不要说吃，就连看都看不到。”有位叫谷川的学员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在校内墙报上张贴：“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