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杜聿明的逃跑，粟裕早有准备，12月22日便根据黄维、胡琏等“高级干部乘战车逃跑”的现象，要求华东野战军各兵团和各纵队“在第二线构筑坦克工事，各纵之间应贯通并互相检查，使战车无法往外突围”。 　　杜聿明的确也有乘坐坦克突围的打算。 　　徐州“剿总”有一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装甲部队——战车独立1团，蒋纬国曾做过团长。这个团多数坦克驾驶员都开过几千小时，抗战时期在印缅战场上，同日军打过仗。 　　突围前，杜聿明将最后15辆完好的坦克部署在指挥部北面200米处的田野上，一方面屏蔽“剿总”驻地，另一方面作为手中最后一张王牌。 　　战车团1营的主要军官已经得到命令，在万不得已时，坦克要搭载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其他高级将领突出重围。1月9日，杜聿明还通知文强集合战车部队，等待自己的命令。 　　最后的突围开始，1营副营长吴秀章带上15辆坦克，冒着华野特纵铺天盖地的炮火，冲到杜聿明的指挥部时，却找不到杜聿明。 　　“剿总”副官长处指令他们，自行沿薛家湖、张集、会亭集一线向驻马店方向突围。吴秀章随即迅速行动，尽管沿途被打掉了9辆，剩余坦克依然一路狂奔，很快到了永城西北的的会亭集附近。 　　杜聿明战车团的行动，引起了粟裕与华野司令部其他人的注意与警惕。 　　他们判断，杜聿明有可能躲在坦克内，便分别用电报和电话的方式，将情况通报特纵司令部和华野骑兵团，命令驻扎在会亭集附近的骑兵团加强侦察，迅速拦截。 　　粟裕1月10日还向毛泽东报告：“据未证实传说，杜匪已乘坦克六七辆向西北薛家湖突围”，并说“已告部队在俘虏中严查，并正在追击中”。 　　华野特纵骑兵团接到命令，当即开始行动，很快发现了坦克的行踪，开始了一段后来惊动苏联军事代表团的“骑兵打坦克”佳话。他们追击100多公里，最后俘获了全部坦克和人员。 　　但杜聿明并不在其中，他又去了哪里呢？ 　　杜聿明和贴身的副官、司机、卫士离开第五军转向东北后，未能等到杜聿明命令的文强，正带着几个心腹躲在一条小河岸边的石洞里。 　　他知道自己级别不够，不是杜聿明这种全军重点保护对象，毫无走出重围的希望，因此不免顾影自怜地想，杜聿明杜老总与王牌第五军在一起，有精兵强将保驾护航，“可能已突出重围”。 　　万念俱灰之下，他很快成为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共军”的俘虏。 　　不想杜聿明“有福不享”，并没有跟第五军走，最终被活捉，成为整个战场的最佳“战利品”，多年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和文强这个老部下“他乡遇故知”。 　　当天晚上，杜聿明走了一阵后，来到贾砦附近，发现有华东野战军大队人马行动，便在战壕里隐蔽起来。 　　趁这个便当，副官尹东生给他剃了胡子，换上士兵服装，并安慰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 　　杜聿明的胡子早该剃了。 　　华东野战军4纵司令部机要参谋苏荣后来回忆说：“我们早就知道他有胡子，后来我们又发了照片下去，我们是全军都发了，要求一定要抓住杜聿明。” 　　尹东生不愧是贴身副官，料到了“共军”有此一招。 　　杜聿明大约觉得没有了胡子，生的希望大了许多，尹东生说的也很有道理，沮丧之情散去不少。 　　等华野队伍过去后，他的胡子也剃好了，便由卫士扶着一直往东北跑。他的想法是，跑过一段后，再向西转南。目的地当然是南京，那里有一直倚重他的“校长”。 　　他们一路假称华野11纵押送俘虏送后方的队伍，步行了10余里，穿过了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线，1月10日清晨来到了安徽萧县的张老庄。 　　11纵在华东野战军的十几个纵队里并非主力，“名头”并不响，他们何以自称11纵的人呢？ 　　这是杜聿明的主意。 　　还在12月28日下午，华野11纵33旅97团3营一名小通讯员不慎被俘，随后被送至杜聿明的指挥部。 　　杜聿明问他的部队番号，小通讯员回答后，他又问阵地工事、兵力多少？ 　　小通讯员说：“我们的战壕有几层，一个团的防地1000米，处处是兵。” 　　杜聿明说，我们也不杀俘虏，放他回去。 　　小通讯员第二天回了部队，讲述了这一经过。 　　97团政治处主任方征后来回忆说，杜聿明自称11纵队的，“是不是这个通讯员给他的11纵队番号的印象，或者他觉得放走了11纵队小俘虏，他这个大俘虏也有被放走的运气呢？” 　　一到张老庄，副官尹东生便向一位村民打听庄里是否有解放军。 　　村民一看，断定他们是国民党的溃兵，便回答说，周围几十里路范围内每个庄上都有解放军。 　　尹东生心里很是紧张，随即拿出一枚金戒指，央求这位村民不要告诉别人。 　　这里已是华东野战军的后方，村里驻扎的是4纵11师的后方医院包扎所，仅有一些医护人员和伤员。 　　村民回到村里后，马上找到包扎所报告，恰巧碰到一名通讯员。他一面将金戒指交公，一面忙说了情况，叫通讯员赶快喊人去抓。 　　包扎所所长听说后，因正忙着包扎伤员，便叫通讯员带上同样也是通讯员的一个“小兵蛋子”去抓溃兵。 　　两个通讯员当然不知道对方便是整个战场最大的“大鱼”，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机智地虚张声势，缴了杜聿明一行的枪。 　　他们还咋呼“通讯班都过来”，所长和休养连(由即将伤愈的伤员组成)闻讯赶了过来后，将俘虏们押回村里，随后报告了师部。 　　师部随即派人将俘虏押走，负责审问鉴别俘虏的是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 　　此时，杜聿明的身份尚未暴露，他自称李弥13兵团的高军需，副官尹东生则自称《徐州日报》的随军记者。他们知道，军需、记者之流，无足轻重，按中共的俘虏政策，很快就可以释放，还能领几块钱路费，大大方方走回南京了。 　　这比被俘之前昼伏夜出，东躲西藏强多了，但陈茂辉这一关可不好过。 　　杜聿明后来回忆说，听到他与副官、司机自报假姓名后，陈茂辉“似乎有点怀疑”。 　　他的猜测是对的。陈茂辉后来也回忆说，他发现杜聿明脸上还有没有刮净的胡茬，原来肯定是留着很讲究的八字胡。 　　他当时认为，从杜聿明的年龄和身边有这么多卫士、“记者”来看，这条“鱼”肯定不小，至少也是个军级的，决不可能只是个军需一类的角色。 　　随后，陈茂辉问：“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杜聿明不得不开始用众多的谎言来“圆谎”，随口编道：“叫高文明。” 　　陈茂辉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13兵团有几大处？”杜聿明答说：“六大处。” 　　陈茂辉便叫他将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陈茂辉回忆说，当时杜聿明从衣袋里掏钢笔，一伸手，就露出了手腕上的高级手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美国的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总算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事先毫无准备，一个处长也写不上来。 　　多年以后，陈茂辉还在感慨，说杜聿明当时“简直象个魔术师”。(这支派克金笔，后被华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将其分给了华野后勤部司令员刘瑞龙，至今保存于淮海战役纪念馆。) 　　杜聿明尴尬中反问陈茂辉：“你贵姓？” class=’page’>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