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在抗战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曾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陪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曾于1932年迁都洛阳，并将其定为“行都”，大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日军兵临城下，国民政府被迫“搬家”
 1932年1月，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同时有数艘日本军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并作出战斗准备，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面对日军兵临城下的危机，蒋介石、汪精卫和宋子文等极力主张迁都，以避免被日本逼迫签订城下之盟。1月30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威胁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次日，汪精卫在河南开封联欢社讲演时，又详细阐述了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的原因。2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为国民政府及中央迁移洛阳办公通电》，在同意中央党部和政府迁移洛阳的同时，电邀常务委员会及执监委员同行。实际上，从1月30日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即陆续迁往洛阳办公了。中央大员中除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长陈公博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等留下善后以外，其余1000余人均在林森和汪精卫的率领下北上了。但为便于处理有关政务，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等都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
经过反复斟酌，“五选一”圈定洛阳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虽然缘于日军突然进攻上海而有些仓促，但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并排除了北平、武汉、西安和重庆四地的。当时日军刚刚占领东三省，处于“三八大盖”枪口直接威胁下的北平形势比南京好不到哪去，自然被排除掉了；武汉当时也处于游弋于长江上的日舰炮火之下，并处于红军根据地包围之中，当然也被排除；西安则因为当时陇海铁路还未修到那里，陆路交通不便而被排除；重庆尽管比较适合作为战时国都和民族复兴基地，但当时四川还正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还未深入，所以也被排除。洛阳则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15朝古都的历史底蕴，特别是经过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统治时期的大力开发，通有铁路，建有机场，市容也大有改观。因而，洛阳最终被选定为行都。
也算因陋就简，国民政府在洛阳开了两个会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洛后，各机关因陋就简，分驻在当时洛阳的西工及城关各处。洛阳虽然经过了近代的发展，但比起江南的首都，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如缺乏电灯设备、缺少交通工具，洋楼、地板和新式马桶、西式大餐更是少之又少，这对于刚刚掌权的中央大员和“革命新贵”们而言的确是比较痛苦的。因此，当10个月后形势稍有好转，这些人便迫不及待地返回南京了。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洛阳10个月的政治生活中，有两件大事：头件大事是1932年3月1日至6日，在洛阳西工中央党部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施政方针案》和《对于东北事件之决议案》，特别是通过了《关于军事委员会案》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并经过汪精卫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也是“蒋委员长”一称的由来。会议还通过了《确定行都和陪都地点案》，决定以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当然，后来都因故改变了。第二件事是4月7日至12日，在西工原吴佩孚广寒宫召开了国难会议。这次会议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集各民主党派、各地区、各行业人士共商国事的会议，开幕时共出席代表144人。会议期间不仅听取了汪精卫作的政府报告、讨论了当局提出的“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而且还提出不少有关政治改革及实业建设方面的方案，颇有几分“政治协商”的味道。会议最后通过了《国难会议宣言》，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制定长期抗战政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