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海军学校迁至桐梓，浙大迁至湄潭，而军医学校则迁至安顺……贵州在抗战中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陆军军医学校迁址贵州安顺，度过了它非常时期的7年。安顺的历史，也因此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中央陆军军医学校，是旧中国唯一的军医大学，也是当时全国设备最好、师资力量最强的医科大学。它创办于1902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称“北洋军医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定为“陆军军医学校”，1917年迁往北京。“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迁到南京，明确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直接管辖，全称“中央陆军军医学校”，并设有广州分校和广西分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的校本部迁往广州分校。1938年因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南京校本部和广州分校一并内迁贵州安顺，具体选址为北兵营。
　　军医学校迁来安顺时，南京校本部5个班，广州分校3个班，分开上课，集中管理。此时学校已是完善的5年制本科大学，面向全国招考高中生。学校还设有专科班和进修班，专科班招收初中毕业生，进修班来读的是大学毕业的医生，军队来的都是校官。另还零星带有野战医院院长级军医来深造的研究生，刚搬到安顺时研究生只有1人。学校在安顺设有附属医院，地址在县学宫（现在安顺二中内），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传染科、皮肤科等，还设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和药房。医院设有门诊部在轩辕宫（现工人文化宫处）。
　　军医学校既教学又科研，国民政府对医学的投入很大部分都注入这所学校，它拥有当时最新的很多医疗设备，几次搬迁都是最先撤运，辗转到安顺时设备均未损失。从广州迁来时，途经桂林、柳州、河池、贵阳等地，人员除伤病员外都是步行，学校领导和教授们也没小车坐，尽管很多都是将官级的。设备用车拉，两辆美式大卡车，从桂林拉设备到安顺，来回多次拉了3个多月，可见设备之多。就连供解剖用的死尸都拉来了13具（经过处理用铁皮包箱）。实验课时，学生每人操作一台显微镜，足见学校家底之丰厚。中央陆军军医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但只是挂名。在安顺时的学校实际负责人是教育长张健，广东人，曾留学德国，中将军衔。教务长于少卿，山东人，少将军衔。总务长杨治白，贵州人，上校军衔。特别党部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张丰胄，江苏人，少将军衔。前三者管理学校的教研和日常事务，后者实施国民党对学校的政治控制。应该一提的是当时被学生们称为国民党特务的张丰胄先生，1949年随张治中、邵力子到北平参加国共谈判，后留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曾重返贵州，因当时伤寒流行而未抵安顺，便在贵阳城会见了他当年在安顺军医学校时的老部下。
　　军医学校在安顺时，广东、湖南、山东的学生居多，贵州的少。大学部五年制实为五年半制，进校前半年为军训，后5年学习(半年实习)。学生前半年每月发7块5，除去6元生活费，还剩下1块5买日常生活用品。半年军训后转入实习发14块5，授中士衔，抗日战争中为上士。每年发1套棉衣，2套单衣，1双皮鞋。初到安顺时，每月6元的伙食费很不错，常有肉吃，生活高于安顺一般市民。但后来随着货币的贬值，生活越来越差，吃菜像抢一样，很久打一次牙祭也只是一点猪头肉。做饭的是炊事兵，菜都是由学生轮流耽误半天上课时间上街购买。
　　军医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授予中尉衔，抗战时期为上尉。毕业证书上除盖有中央政府军政部的大印外，下面还排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校长蒋中正的大名并盖印鉴。每届毕业生成绩前5名留校，前3名奖有鞘上刻着“蒋中正赠”的一把30多公分长的短剑，学生们幽默地说这是总裁用来激励“不成功便成仁”的。1941年开始，特别党部要求师生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这在师生中遭到抵制。教师中有很多是著名的专家学者，不填表国民党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学生中不填表的便开除学藉，为此在安顺的29期(1942年毕业)还开除了1名学生。当时有学生开导大家，加入就加入吧，双重党藉也可以。从这话大家猜想学校可能有地下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