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初，袁氏也曾经附和过。变法岌岌可危之际，由于他是新进能臣，又手握精锐，从光绪皇帝到维新派，无不寄予厚望，所以才有谭嗣同深夜密访的故事。如果袁某人按照对谭氏的承诺，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权力，致变法成功，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不亚于日本的西乡隆盛。

但袁世凯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保个人名位，他出卖六君子，致变法失败。以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顶子，却失去了一次在历史上的正面地位。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又再度面临历史机遇。这次他夤缘时会，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如果沿着共和之路走下去，不搞洪宪帝制，其在民国史上地位如何？我想也许仅次于孙中山，或相当于美国的杰弗逊，也未可知。

其时民智未开，群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甚多，国会党派纷争不断。对于民主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他想君临天下。

于是请出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两位国际知名的宪法学权威，考证比较中外政治制度。这两位是严肃的学者，特别是古博士一贯认为：一个国家究应采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共和与君主论》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但洋博士对国人影响有限，敲过开场锣鼓，还得让本国的学者名流唱戏。

知识分子无耻起来，与娼妓无异。“旷代逸才”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又发起“筹安会”，想抢一个“开国元勋”的地位。他拉舆论界“骄子”梁启超做共同发起人不成，又耍了一点小伎俩，对大学者严复说，有学问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对，蒙骗严氏上了贼船，于是全国掀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总动员。

返观20世纪中国历史，袁氏失败后，民主共和制度为何长期有名无实，确有研究之必要。以当时民智国情，主张君主立宪或许不是全无道理。清室立宪未成，被革命推翻；有人曾想拥戴孙中山做大皇帝，但他拒绝了。在这个东方大国里，换了别人或许还可主张一下君宪，惟独袁大总统不行。

袁世凯身为清廷第一重臣，从孤儿寡妇手里夺了天下，自己做上民国大总统，本来不够光彩，但有“民主共和”光环萦绕，在历史上还算站得住。此时又出尔反尔，要废除共和称孤道寡。尽管是做“立宪”皇帝，但无论从封建君臣伦理到民主游戏规则，均属背信弃义，道德上已处于两难境地。自古无信不立，当时讨伐他的檄文中有“既为清室之罪人，复为民国之叛逆”一语，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