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内忧外患日剧、一片扰攘动荡的政治文化景象中,清议也扮演了空前绝后的重要角色,而掀起明末清议高潮的则是东林党。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一时之间,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官员喜好,皆难逃士林清议。清议成为一种左右官员升迁甚至影响其身家性命的无形力量,因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或丢官罢职的事情时有发生。检读明史列传,因“得罪清议”、“为清议不齿”、“为清议所弃”等缘由贬谪或丢官者达数十位之多;“不顾清议”、“清议不畏”也成为攻击政敌的常用辞令。有时候,清议具有令人敬畏的威慑力,可以作为恫吓宵小之徒的有效武器,如成化间,司礼太监黄赐母亲死了,“廷臣皆往吊,翰林不往。侍讲徐琼谋于众,编修陈音大怒曰:‘天子侍从臣,相率拜内竖之室,若清议何!’”徐琼顿时愧沮,不敢再提此事(《明史》卷184)。清议威力之大常常让官员宁可丢掉乌纱帽,也不愿意受到不利于己的评价,如陈新甲曾因大凌新城失守,坐削籍。巡抚方一藻爱惜其才,请旨留任不成。后来监视太监马云程为他说话,获得通过,而陈新甲却婉言谢绝:“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明史》卷257)
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晚明清议主要通过议论朝政得失与朝臣品性,对朝廷政事发挥一定的监督和影响,而士大夫又通过这种舆论工具与宦官集团作斗争,应该说,这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明代士大夫还有一种风习,即争意气而不争是非。明季君臣尤喜意气用事,君臣之间一再意气相争。如大礼议期间,阁臣多次封还皇帝的谕旨,双方互不相让;万历皇帝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众意,但失意后的皇帝竟然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国事,创下皇帝不上朝的纪录;自称“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也没有摆脱意气用事的风习。不仅君臣之间争意气,臣僚之间也互相以意气用事。景帝时,甚至有廷臣群殴,当场捶杀政敌。明末,群臣以声气相交接,排斥异己,党争不休,史称“士大夫峻门户而重意气”(《明史》卷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