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直至南宋，宋廷对越诉、上访的态度更为软化，有些情况甚至给予制度的保障。如高宗赵构时，流民、无业人口、受灾人口众多，赵构就曾下令所有人户需由各地官府排查、造册，对于那些定居筑屋者，予以免税优待，所需物料，不许“官司拘截使用，如违，许人户越诉”。而南宋宁宗赵扩时期的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中，则更是有大量允许百姓上访、越诉的法律条文。 在允许越诉、上访的同时，宋王朝亦意识到了单纯的允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在京师受理越诉、上访，又会影响到都城百姓的生活。因此，南宋时，朝廷就选派出“诸路劝农使，所至究民间疾苦，检视账籍”。并虑地方官吏因缘取索，遂赋予劝农使“受越诉”之权，试图就近解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不光民事活动中朝廷开始许民越诉、上访。宋高宗赵构为打击贪腐，当时的刑部还规定百姓可越诉陈告，举报“州县之吏赃贪者”；百姓“越诉”后，如“监司守令不即按治”，则“并行黜责”，以此希望达到使“举刺之官不敢坐视，赃吏既去，民皆乐生”的目的。 当然，宋代对越诉、上访问题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有效遏制住官僚的贪腐，亦没有从源头上消减社会矛盾。但是这种适时给予百姓上访机会的做法，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国内的危机。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积弱的赵宋王朝之所以能够立国近三百二十年，甚至强大的蒙古军队入侵时，其内部也没有发生大的动乱，恐怕与此亦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