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宋代允许上访功效：未能遏制腐败 消减社会矛盾
核心提示：宋代对越诉、上访问题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有效遏制住官僚的贪腐，亦没有从源头上消减社会矛盾。但是这种适时给予百姓上访机会的做法，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国内的危机。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积弱的赵宋王朝之所以能够立国近三百二十年，甚至强大的蒙古军队入侵时，其内部也没有发生大的动乱，恐怕与此亦不无关系吧。 文章摘自《北京青年报》2012年1月9日 作者：刘兴亮 原题为《宋朝如何对待“上访者”》 赵宋王朝立国以后，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制度措施的确立，逐渐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动荡的社会局面，使政权日趋稳固。但随着承平时代的到来，社会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老百姓呼唤“青天”，进而被迫选择越诉、上访，甚至直陈御座。 对于百姓的上访行为，宋代帝王最初是严令禁止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曾下诏规定“禁民越诉”。如有呈冤京师者，“并令监司缉拿。”至宋真宗赵恒时期，朝廷虽意识到各地民生多艰，冤狱泛滥，并在京师设立了登闻鼓院及检院，试图强化司法受理面，提高结办案件能力，但仍然不允许百姓随意上访、越诉。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皇帝上元节车驾出游时，有百姓沿街陈事。一些随行官员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既受瑞行庆”，百姓陈事很有可能只是“诉事希恩”，请皇帝全部“悉从徒坐”。宋真宗没有听从臣下意见处罚上访者，但亦没有受理百姓任何陈诉，只是“悯愚民不晓科禁”，并随后下诏“自今邀车驾越诉者，令有司告谕而宽其罚。” 宋王朝对上访、越诉现象真正网开一面是在宋神宗赵顼时期。神宗时宋王朝内外问题更为突出，为了安定统治，神宗皇帝逐渐改变了祖宗对“越诉”问题的处理态度。如王安石变法时，曾有“开封酸枣、阳武、封邱县民千余人赴寺诉免保甲教阅”，他们认为保甲教阅严重影响农时。对此，朝廷官员最初亦如前代一样以“已牓谕无令越诉”为由不予理会，并派员予以遣散。但神宗皇帝详查事情本末后认为，“今正当农时，非次追集，于百姓实为不便。令提点司劾违法官吏以闻。”并感于数年来百姓越诉规模逐渐扩大，日趋频繁，如单纯禁止上访，极有可能酿成民变，故果断地做出了“自今仍毋得禁民越诉”的规定，并“诏开封府界、河东灾伤州军，许于限外接诉状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