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如下：     1.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收入。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卷332）；熙宁九年免役法的收支情况为：这年全国共收免役财赋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匹石两），支用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匹石两），宽剩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匹石两）；神宗逝世的元丰八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八千二百四十九万六千三百（贯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万八千（贯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三百（贯石）。     2.汰了军队冗员，节省了军费，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根本的提升。熙宁五年（1071年）军队改革，将全国禁军缩编为五十七万人，厢军缩编为二十三万人，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裁减到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应该说裁兵幅度与军费节减幅度都很大。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提升。后来，神宗虽然主动出击西夏，但并没有获得胜利。     3.法剥夺了原来从事商业批发和金融信贷业务的商人的收益，使之转为国家收益。     4.法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市易法、青苗法等只是把原来由商人集团获得的利润转归国家所有了，百姓的负担没有减轻。而募役法等又给百姓增加了新的摊派，所以说百姓的负担增加了。     至于变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变法派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之类的说法，纯属现代人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的杜撰，与变法本身毫无关联。     关于变法的争论与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公认的有德君子，他们两个人对变法的不同看法，确实出自不同的政治理念，两人的核心分歧在于国家的职能上。司马光认为，国家的职能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因此朝廷不生事、少给百姓增加负担就是最好的国家。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不作为、不生事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王安石认为，国家必须积极进取，国民均应为这种进取承担义务，所以，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简言之，有作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自现代的眼光看来，司马光的观点未免空阔迂腐：你不进取，不强大，人家西夏、辽国、蒙古就不进取、不强大？人家就不打你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人们无法接受的。而要进取，就得让全体国民都承担义务，就得向全民敛财，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去干什么，又干得怎么样。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观点：以效果论对错。在王先生看来，王安石变法向全民敛财，这无对无错，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干了什么。如果王安石变法之后，国家强大了，平辽灭夏，那么，敛财就是该敛的，人民的牺牲和付出也是值得的，可王安石的变法除了敛财之外，并没有使国家强大，人民白付出代价了，所以变法总体上应受到否定。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没有使国家强大     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都有使国家强大的动机，都希望国家先富后强，而且，富了之后，宋神宗还真发起了对西夏的主动进攻，但是遭到了失败。事实证明，富裕并不意味着强大，富裕与强大是两回事。而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曾说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之急。”他把国家不能出兵扫平辽夏归结为财用不足，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试问：宋太祖时兴兵平定天下，其财用有仁宗朝、神宗朝多吗？难道西夏、辽、金、蒙古人的崛起与强大是钱多了之后才做到的吗？事实上，历史上的一切强国几乎都是从一无所有中崛起强大的，而不是有了钱才强大的。恰恰相反，那些富裕了的国家往往耽于生活享乐、不思进取，被新兴的贫穷国家所灭亡。王荆公先富后强的理论要么是昧于历史事实的瞎说，要么就是为其眼下敛财编造美好远景的空话。总之，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真理：当一个国家把军队不能打胜仗归结于缺钱这个原因上时，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永不会再打胜仗了。     什么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不怕牺牲、敢于无条件付出生命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宋朝自仁宗以后就从来没再打过胜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帝和大臣都舍不得牺牲，每一遇败仗，死上万把人，就哭天抢地，想着花钱买和平，长此以往，军队怎么还有作战的意志？宋神宗虽然发起五路伐夏，主动进攻，但他本人也没有牺牲的勇气，并没有御驾亲征、亲临前线，更没有犁庭扫穴，不灭敌国绝不收兵的勇气。在一个方面遭遇了失败就全线撤退，这怎么能打胜仗！事实证明，没有一位身先士卒、以死相搏的皇帝，就不会有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这，应该成为历史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