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国家缺钱的问题，宋神宗广泛地与各路大臣谈话，谈下来，形成的观点有两派：一是认为国家缺钱原因是花的太多，少花点就不缺了。这一派以韩琦、富弼、司马光等元老重臣为代表，他们建议皇帝：抑制个人欲望，少修建宫室楼台，适当裁减冗员、冗兵，千万不要与外国打仗，国家开支就减少了，钱也就够花的了。那西夏国、辽国要是打过来怎么办呢？这派人的回答是：只要你内修德政、外睦邻邦，人家是不会打过来的，对这种不顾强邻日益挑衅、不负责任的建议，神宗皇帝当然不满意，也没法儿按这些人的说法办事。     另一派的意见就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他们提出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地增加财政收入，不仅可以养住现在的官员与军队，还可以支持朝廷对敌国采取主动的军事措施。这种态度与神宗皇帝的需要一拍即合，所以，神宗皇帝才采取非常手段，越级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业的。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性质     针对朝廷面临“缺钱”的问题，司马光曾与王安石展开过辩论。司马光认为，朝廷缺钱是因为花钱太多，少花钱即可。如果继续保持这么大的开支，就势必通过向老百姓增加赋税的方式获得财富，简言之，必然搜刮民财，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王安石回辩说，这些钱都是非花不可的，节约不下来。而且，增加朝廷收入，也可以不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获得，并不会给民众添负担。司马光反唇相讥：天下财富就那么多，不从老百姓那里取，从何处取？王安石的变法还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增加赋税而增加国家收入，但司马光也没有完全说错，这些钱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仍然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过来的，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一言以蔽之，即以国家兴办垄断的商业、金融业企业等手段，为国家敛财。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需对其主要法令做出具体的分析。     1、均输法：变法前，各州县进贡给京城的货物需长途运输，运输到京城后有些货物因不符合市场需求反而需降价出售，让国家亏损。王安石推出“均输法”，规定主管此项事物的六路发运使可以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能就近采购的货物，就就近采购，以节省运费。而且可以按照各地市场不同的价钱，把在当地价格高的产品就地卖掉，变成钱后，再到价格低的地方买回这种产品。同时，还规定，如果地方进贡的是京城不需要的货物，可以折成钱，以现金的形式交纳。这事实上是把原来的运输机构变成了兼具商贸功能的国营企业，通过经营、销售各地的上贡货物赢利，为国家创收。     2、市易法：当时的京城和各大城市，原本就有大的批发商，经营商业批发业务，获利颇丰。王安石推行“市易法”，设立市易务，实际上就是由朝廷官办的商业企业经营主要的批发业务，据说，范围十分广泛，连干鲜果品都由市易务经营，这样，就等于把原来民间批发商人的利润转移到国家来了。     3、青苗法：原本在民间，就存在有一些借贷机构和个人，在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收放贷款（利息高的就被称为高利贷）牟利。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来承担此项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实际上是将原来的民间放贷资本的收入，转为官营的放贷机构，变成政府收入。     4、保马法：政府军队所需要的军马，原来是由政府的专门部门养的，但是投入大、浪费多。王安石推出“保马法”，将战马承包给普通百姓喂养，条件是政府可以适当免除养马百姓的赋税，并给予以少量的补贴，这样既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又有战马可用。     从上面四项法令来看，就是把原来民间资本经营的能赚钱的商业、贸易以及金融业转为官办的垄断企业，通过这些企业的利润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把国家经营得不好的养马业转为民办，减少国营企业的亏损，为国家减少支出。这一增一减，国家的收入就增长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当然，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完全做到不增加百姓的赋税，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也称免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增加百姓赋税的办法。原来北宋官府里除了官员之外，还要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是由各家各户轮流派人充当的，存在着人员流动性强、业务不稳定、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改由各家各户按一定比例交钱，由官府再拿这笔钱雇佣稳定的衙役，长期从事此项工作（当然也有一定的对特困户的减免措施），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使官府所需衙役（包括衙前重役、散从、马夫、典吏等）职业化了，变成了领国家官粮的“行政事业单位成员”。而全体老百姓则需为这些人员多交纳一份“行政事业附加费”。如果说，前面四项法令还是通过官办企业的方式间接为国家敛财的话，那么“募役法”则是赤裸裸的以增加税赋的方式直接为国家敛财了。因为这项法令解决的不仅是官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稳定性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国家收入。这笔帐很简单：原来每十户百姓，每年有两人去官府服役，这一年只是有两户人家受影响；变法后，这十户百姓年年都出钱，由官府再分雇两个别的人去服役，这十户人家从每五年轮一次有负担变成了年年有负担。而且，十户人家交上来的钱，也许是够雇佣五个人的，可官府只需要两个人，那多出来三个人的钱就变成国家增加的收入了。据统计，熙宁九年（1076年），收的免役钱为1041万，实际雇佣衙役支出只有648万，节余392万就成为国家多增收的钱了。另外，从熙宁六年发出的青苗钱利息来看，剥削率也够高的了，当年发了1103万青苗钱，收回的利息是292万，利息率约为26%，按现在的标准，利率也不低了。（有资料说当时的高利贷利率为100%到200%，我怀疑这种说法的准确性。）由此看来，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敛财，增加百姓负担，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