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众所知，满子同时也是对“胡风案”主角之一的舒芜交信行为，曾有穷追不放的系列批评文章。如今满子与舒芜虽已先后逝去，但争议并未停息。就在今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登出了一组为舒芜辩护的文章，有“时代环境说”，有“历史责任说”、“被动交信说”，还有“总督犹大说”，等等。可惜满子以及一些已逝同案受难者如梅志、绿原等人，都已看不到这些辩护文章了。 这次气节问题争议中另一位正方主将陈福康，也是我出版社朋友，虽仅一度同事，年逊于我，相识也近三十年，是知名研究鲁迅、郑振铎和南宋爱国学者郑思肖专家。他在张爱玲的《小团圆》受人大炒大热之际，却写了一篇《张爱玲的文品和人品》，投稿一家报纸。编辑请两位“懂行的”专家评审，一位专家审稿意见说：“我最讨厌拿民族主义说张爱玲的事儿。”另一位专家意见说，他“极讨厌”“所谓的‘民族大义’”了，评语最后的结论是“强烈建议不登”。最后幸得《博览群书》大度收容发表了这篇文章。(以上引语均见于2009年10月《博览群书》所载作者此文后记) 事实上，这两位“懂行的”专家意见，倒是具体反映了当前在气节问题上的反方观点，很有代表性，即“民族主义”或“民族大义”亦即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气节，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不值一提了。延伸开去，是不是也意味着历史上所有的反侵略抵抗(自然也包括尚在人们耳目中的八年抗战)全都是咋呼出来的事儿呢？ 看来关于“民族主义”或“民族大义”，亦即民族气节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这场争议中的正方，显然已处于下风，因他们的文章已不受某些报刊欢迎，不大容易登载出来。这原因其实并非今日方有，而是其来有自，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罢了。这源头，还得从奉为国学经典的《论语》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