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宋代涉商诗如实反映了诗作者的本末观和商品经济意识。宋时把商业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商业开始与农、工等行业一样成为社会的“本业”。视商人为“杂类”或“贱类”动辄加以抑制的传统观念有所改变，商人开始取得与士、农、工一样的封建国家法定的“齐民”之资格。张耒认为“业无高卑志当坚”。商人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全社会形成一种经商重商的浓郁氛围。虽然在涉商诗中也可偶见轻商鄙商之句，但不乏同情，更多欣赏，表达的是平等、重商的观念。范仲淹在《四民诗·商》中站在商人的立场，公开替商人申辩：“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贪秦。经界变阡陌，吾商苦悲辛。四民无常籍，茫茫伪与真。游者窃吾利，堕者乱吾伦。淳源一以荡，颓波浩无津。可堪贵与富，侈态日日新。万里奉绮罗，九陌资埃尘。穷山无遗宝，竭海无遗珍。鬼神为之劳，天地为之贫。此弊已千载，千载犹因循。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不仅表达了范仲淹本人对商人和商品经济的过人见解，而且代表了当时对轻商贱商思想严正批判的一种社会思潮。

其三，宋代涉商诗真实地记录了宋代形形色色的商人，为宋代全民商业活动做了生动的注脚。宋代涉商诗无疑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从事国内贸易的坐贾行商、对外贸易的江商海贾，投向了各类职业商人，以及官商、仕商、僧商、农商等不同类型的兼营商业者，展示出不同商人群体的生存状况，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成大在《长安闸》中的描写可谓宋代商人形象的典型写照：“……传呼津吏至，弊盖凌髙埃。嗫嚅议讥征，叫怒不可裁。吾观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为声利驱，小者饥寒催。……”无论是追利逐名的大商人还是生计困窘的小商贩，在威风凛凛的“津吏”——政府税官面前都是唯唯喏喏、软弱无力的。诗用形象的语言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商业始终是强权的附庸这个历史规律。

可见，宋代涉商诗为处于变革时期的宋代商业留存下丰富的具有史料价值的历史文本。但由于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与历史叙事的真实性的矛盾，如何科学有效的利用涉商诗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