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涉商诗指宋诗中涉及商贸活动的诗歌，它艺术地反映了宋代商贸活动的情况。宋代涉商诗的创作者多为官员、学者、僧人等，无论其社会身份如何，都经受到商业繁荣的浸染。这就使他们在感受商品经济，记录商业活动、市井百态时具有敏锐的、独到的视角。如冯时行的《偶成》历数越罗、蜀锦、明通纸、乐昌墨、南浦石、新宁香、固陵茶等宋代名品，是一首带有浓郁广告意味的诗歌。梅尧臣的《闻进士贩茶》就是针对宋代盐茶禁榷制度下，私贩盐茶猖獗，以及仕人经商而作。宋代涉商诗的作者不乏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宋祁、范祖禹、曾巩、黄庭坚、张耒、朱熹、陆游、刘克庄等，皆有史著史论。在叙事实、寓褒贬、纪风俗方面，诗与史可以互为补充。诗人在诗的创作上有意识地“以诗存史”，使诗贴近历史。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明确主张以史笔写诗。他的《初食车螯》详细记述了五代以来经济凋敝，饮食简陋，北方的珍奇异味只能以鸡肉、猪肉充数。

涉商诗从纵向上贯通反映了从北宋到南宋的商业发展轨迹；横向上涉及到市场、商人、商贸活动等，较全面地反映了两宋城市市场、农村市场、缘边贸易、海外贸易等商业状况。涉商诗通过对宋代商业典型意象的描写，将宋代商业现象与本质的特征性事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记录了宋代市场形制的时空变化——坊墙倒塌、民商杂处和早市夜市，记录了城市市场的兴旺。另一方面，涉商诗也记录了宋代农村市场的发展。随着商业的扩张，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地租的出现，以及城乡商品的广泛交流，农村市场得到极大发展。如舒亶件在《和马粹老四明杂诗聊纪里俗耳》中就明确写到四明的“草市”从定期集市向着“朝朝合”常市的转变。此外，涉商诗还记述了与辽夏金的互市缘边贸易，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宋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商业广告的形态及存在的问题等。如黄彦平在《欢喜口号》中记录茶马贸易“蜀茶互市入西番，番马来嘶渭水寒”。王十朋的《提舶生日》写到“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

以叙述、议论为基本写作特征的宋代涉商诗，针对不同的商事活动使用相对适合的表现方式，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其一，宋代涉商诗以文、词、赋、小说、戏剧笔法入诗，从体制、篇幅、风格等方面突破前人的束缚与局限，以灵活多样的叙事手法和较长的篇幅尽情地记述、状写事物。一些诗有较长的题目，甚至是一个段落，或可视为无题之诗序。所涉人、地、事，具体翔实，皆有定量、定性之功效。例如薛田的《成都书事百韻》就是一首加序的七言百句长诗。其序以128字介绍写作缘由。其诗以1400字极写以药市花市、书业酒业、蜀锦名品为代表的成都市场的繁荣。孔平仲的《食梨》以口语、散句入诗“东方早寒雪霜挚，新梨十月已满市。……君不记南方无此物，五更酒渴唤水时，思此千里莫致之。及今乃以多见贱，南方橘柚东方梨。”又如范成大诗题为《墙外卖药者九年无一日不过，吟唱之声甚适。雪中呼问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饥寒矣》、王炎诗题为《会稽六月初五日，新米入市。价减旧，以升计之，几十二三。闻海商米船方集，亦损其直》；还有一些诗有或长或短的诗序和诗注，诗前之序、诗中之注与诗歌自身前后呼应，互为补充，更加完整准确地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如陆游的《重午》诗写会稽“街头初卖苑池冰”，并在诗后作注解释说：“会稽不藏冰，卖者皆自行在来。”宋人称临安为行在，绍兴本地不产冰，皆由临安贩运而来。过去皇宫贵族的专有消暑物品已成为普通人亦可享用的商品，由此传达出了罕见的商品信息。这些序、注、题既是涉商评理的有机构成，又进一步证实了涉商诗的史实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