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同词调的声情特征亦各异,或谐和,或拗怒,或嘹亮,或呜咽,或轻柔流畅,或慷慨悲壮,词家会根据题材内容的性质,选择相应的词调。但至迟从北宋中期始,声、意相离甚至相乖的现象便屡见不鲜,沈括即批评“今人则不复知有声”,“声与意不相谐”。(《梦溪笔谈·乐律》)李清照《词论》认为晏、欧诸人词作,“皆句读不葺之诗”,则北宋前期词就已声、意不谐了。延及明清,写词已完全脱离音乐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格律诗的创作。同一题材使用众多词调,同一词调拥有丰富题材,在全宋词中都极为普遍。李清照对历代词家的批评,正可反证其“别是一家”说在当时就已是一个很难企及的空想,正可以反证解放词体、词体诗化是大势所趋。吴世昌先生《词林新话》还特别指出,李清照自己的词作,也常常“不协律,与其《词论》自相矛盾”。

其次,正是由于把婉约词风格的婉媚简单理解成题材的侧艳,所以便把婉约词人简单理解成擅写恻艳题材的人;而事实上,宋代婉约词家的人数又多于豪放词家,于是“宋词婉媚,宋词题材狭窄”的观念便在部分学人脑中扎根。其实,到南宋时期,艳情、闺情题材即使在婉约词家那里也逐渐受到冷落。特别是梦窗、玉田两家的题材构成,已略等一般豪放词家。

最重要的是,人们每将常然当做当然和必然,把短期的现象视为永久的规律。敦煌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抒情言志,无施不可,这是词的原初风貌。盛、中唐文人词秉承民间词的传统,题材、风格的多样化仍是其主要特色。晚唐五代词绮靡香艳,但这是南方偏安小国苟且偷欢、风情薰染的结果,是词体在不正常社会和时代中的迷途与畸变。可惜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词、论词皆宗仰《花间集》。而宋代文官制度对文人的优渥,歌妓制度对文人的腐蚀,更直接培育了淫靡的士风,遂使花间词风得以长期延续。当金人的铁蹄踢破“靖康”美梦,腥风血雨洗劫千家万户时,词体题材的扩展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故即使在婉约词家集中,艳情、闺情题材也每有大踏步的退缩。金元词以北人刚健质朴之气秉承苏词豪放亢爽之作风,与宋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清人之词,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与‘诗’完全并立的抒情之体,任何‘诗庄词媚’一类‘别体’说均被实践所辩证。”(严迪昌《清词史·绪论》)即使是萎靡不振的明词,也“在谢幕之前以急筑悲笳、紧锣密鼓重又回到她的高音区”。(钟振振《论金元明清词》)

词体演变的历史表明,所谓“诗庄词媚”、“词为艳科”、“别是一家”之说,都是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的认识,就某一阶段(比如唐五代、北宋)、某一角度(比如词调的音韵声情与表情达意的关系)看,尚有其合理性,但要它们对整个词体和词史负责,实在勉为其难。(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