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考古发现上要填补空白以外，在方法上还应注意两点。    　首先，在探讨文明进程时，人们往往用一些社会变化的参数来描述这个过程，正如塞维斯（Service）对社会发展所做的阶段划分所使用的，诸如人口、战争、城市化和生产的专业化等等。这些社会参数在考古中是怎样表现的，是需要我们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应是符合中国历史与考古的，它不仅有利于用考古资料重建中国的史前史，而且对世界的文明起源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贡献。   　 在这种研究中，一是要从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原本相互之间有联系的事物做为遗存被我们发掘出来后，他们的联系已经看不出来了。这些遗存被我们归入遗迹、遗物类；在遗物中又按照不同的质地予以整理和发表。在研究中我们应当重要从联系的角度来看待它们，以此来寻找它们背后的历史意义。二是要关注遗存出土的背景，无论是在发掘中、发表中还是研究中。从它们所出土的单位、所共生的器物、放置的位置以及破碎的程度等细微的方面来分析它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     　三、在比较中寻找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 

  　 在方法上应当注意的第二点是在不同的文明起源过程的比较中寻找中国自身的特点。世界上著名的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东与中美洲的比较上，这对于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是很不相称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外学者对中国了解得比较少，另一方面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对自己研究向世界介绍得比较少。这种研究和介绍应当是在对世界各个主要文明的了解基础上的。有些特点在我们没有把它放入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加以考虑时，只被我们当作一个地区的特点来看待。如果我们把它在各个地区出现的情况与各区本身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对它的功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印章时两河流域乃至西亚在史前时代广泛流行的器物。在与中国比较中，我开始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地区特点来看待。在公元前6000年的恰塔尔（Catal  Huyuk）遗址，就已经出现了最原始的几何纹印章。后来在伊朗的巴昆遗址发现大量的敷在门上的印纹泥块。不同房屋的印纹形式有所不同，应当是不同所有者的标志。在公元前五千纪中叶的扎格罗斯山区的遗址中，常常发现几十个或上百个小算筹（Tokens），形状有三角形、菱形、球形等。后来发现在一个空泥球中装有这些算筹，外面还刻有这些算筹的形状。这些形状又恰好与最初的象形文字中的数字一样。两河流域的文字体系正是以印章这种在泥板上做记号的方式作为文字的载体、又以算筹形状作为最初的记录形式而发展起来的。在对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又大致的了解后会发现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也有发达的印章系统，这个文明中没有城墙，很少见武器，却有发达的数字系统。如果把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印章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它多与一种从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发达而导致文明的社会有关。相比之下，中国在很晚才有印章这种确认产品的数量、种类以及制作者的标记。中国的文明进程中生产力的进步更多地是表现在证明人身份的器物上，即礼器与武器上，正所谓“国之大事，在与戎祀”。通过比较有助于我们把握自身特点，探讨这些特点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