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2000年出版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利与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该书的基本看法是：“就在我们眼前，帝国主义正在成长、形成。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基于这一理论，在美国有众多学者在大力宣扬这种“新帝国”论。例如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森教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更有甚者，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提出三项核心内容：1、极度崇尚军力；2、主张建立美国“仁慈霸权”；3、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依据这些“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      那么，“文明”难道只能处在“冲突”中，以实现一统天下的“新帝国”理论吗？不同“文明”间难道不可以“共存”吗？      “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      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照我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由文明的原因引起的。我对西方文化（文明与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了解很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这里只引用罗素的一段话来说明今日西方文明是吸收与融合多种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922年，在罗素访问中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罗素的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他说：（1）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2）今日欧洲文化是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而且包含了阿拉伯文化的某些成分。这两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