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汤一介教授在“北京论坛”上的讲演（节选）

汤一介

          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文明的冲突”论与“新帝国”论      依据“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      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我于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在此期间中外许多学者都对亨廷顿的理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或提出了批评。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批评，补充和修正某些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观点有所改变；例如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考虑。为什么亨廷顿有这样的变化？正是由于他感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实际上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在国内又受到“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提出了“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在该书“西方的复兴”一节中亨廷顿说：“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亨廷顿感到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正在“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而那些向西方学习走上或正在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这当然是他和西方某些学者、特别是政治家不愿接受的。这里包含着亨廷顿和某些西方学者以及政治家的一个不可解的情结：为什么那些兴起的国家走上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反而构成了威胁？照他们看，这些兴起的国家应该在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跟着他们走，听命于他们才是“合理”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因而表现出西方世界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在亨廷顿内心真正希望的是西方文明的“复兴”，“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9·11”以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正在试图确立其作为其他文明的霸主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