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刘玉堂    　　近年来，长江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上世纪末在湖北举行的“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2003年10月在四川召开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随着《长江文化研究库》的推出，长江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学”，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长江文化研究之所以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以为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需要。其一，在国际大文化格局中，流域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建设已成为世界性潮流。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河流文化，如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莱茵河、多瑙河、伏尔加河、恒河等大河流域文化，正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作为世界第三大河流的长江，其流域文化的研究受到重视就是势所必至。其二，长江流域的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同朝鲜、日本和地处南亚、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预测，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面对飞驰而来的“太平洋世纪”，长江儿女又焉能无动于衷？其三，中华文化主要是由南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二元耦合的态势虽因时而异，二元耦合的结构却始终存在。长期以来，黄河流域文化被当作中华文化的唯一摇篮，而长江文化却遭到不应有的冷落。这一“热”一“冷”的不正常现象，也呼唤着人们把长江文化研究早日提上日程。其四，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接踵而至：我国境内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发现于四川巫山和云南元谋，我国发现于湖南澧县和浙江余姚的人工栽培稻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我国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青铜雕像群出土于四川广汉，还有苏、浙、沪三省市发现的精美的良渚文化玉器，鄂、赣、皖三省境内发现近百处商周时代的矿冶遗址，以及鄂、湘、豫、皖四省楚墓出土的大批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等，无不给学术界以巨大震撼，促使人们对长江文化的成就、特色和地位作出新的思考。其五，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愈益发挥出突出作用，显示出先导性。我国政府根据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和东南沿海全面开放的趋势，确立了建设横贯东西、带动南北的产业密集带的“T”型战略决策。尤其是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区的建设，芜湖、九江、武汉港的对外开放，长江防护林工程的启动，三峡工程的修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上马，长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显而易见，长江文化研究，对于探索文明的起源、文化的演进，对于从整体上认识长江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把握长江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文化以及研究它与东南亚、南亚乃至环太平洋地区的古今文化交流，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