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剖析”列为第一方法或工作步骤。实际是指如何下手，如何抓住主要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提出“庖丁解牛”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成语典故等方法。概括说来，是说条分缕析，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轻重、难易、缓急。 　　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这段记载非常珍贵，也是曾国藩的工作方法和提高效率的最佳指导思路。而要点仍是有条理。 　　第四是少大言。大言就是放空话、说大话。他说这是文人习气，或者是书生本色。书读得多了，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经常放言高论，不着边际，说话没谱。他说，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讲实话，讲真话。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为教育手下人，写了著名的“教令”，要求必须遵守，后来命名为“劝诫浅语”。在劝诫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类四条中，第三条为“禁大言以务实”，内容是： 　　以诸葛亮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仲淹、韩琦之经纶，不能制服一隅之西夏。因此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之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他在回复方子白的信中说：“古代以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询事就是考察人才对事情的看法和解决方案。考言就是考察人才的语言能力、逻辑性，有无条理。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就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而对品行的考察更为重要： 　　大抵观人之道，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 　　曾国藩还把人才概括为高明、卑琐两大类，而对待这两类人，办法也不同。他说： 　　(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 )：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累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以两君此信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以官阶论，州县以上类多自爱，佐杂以下类多算细。以厘务论，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鄙信之说。小卡、分员不乏算细人员，宜用来信之说。邵位西之意，亦与两君相同。而鄙说要不可尽废，祈参用之。 　　高明的人进取心强，不想被别人超过。所以，对这种人，曾国藩提出要正面引导，积极引之向上。可以归纳为积极的用人方法，有三条：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员，大体在一倍以上；第二，对他的提拔和夸奖，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对他应该多放一些权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样来做。 　　对待卑琐的人，就不一样了。在曾国藩看来，卑琐的人没有远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锱铢必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对这种人要求严一点儿的时候，就会忌惮；防范稍微宽一点儿的时候，这些人会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曾国藩说，要让他循规蹈矩，每天用规矩和准绳来约束他们，给他们画杠杠，画条条，画框框，不能逾越。 　　曾国藩说，按照官阶来论，州县以上的人大多自爱，属于高明之士。“佐杂”这些人都属于“算细”，就是每天精打细算，惦记自己既得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是卑琐者。 　　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当时在曾国藩那里是主管理财的财务大臣。曾国藩曾经给李鸿章写过一封信，他说，以厘金来论，大卡、总局就应该求自爱之士，这些廉洁的人要求自己就很廉洁，应该用他们的办法；而对小卡、分员等下面派出的一些文员，应该对他们“算细”，就是用规矩准绳，让他不越雷池一步。曾国藩再三强调，他愿意效仿赵广汉和刘晏理财。赵广汉用“新进少年”，这些人平时有自己的抱负，但没有自己的舞台。曾国藩给他们搭一个舞台，让这些人实现自己的抱负，施展自己的本领，使他们各显神通。曾国藩说：“我愿意效仿他们两个人，赵广汉用的新进少年，没有官气，没有圆滑之气，敢作敢为，没有框框，所以当时开创的局面生机勃勃。刘晏多用士人理财，士人必定有自己的自尊，有一个良知，有一条自己的红线不可逾越，所以士人不会做特别出格、贪婪的事情。” 　　江西、湖南和湖北三个地方，同样的人力和物力，两湖筹集来的钱要比江西多得多。曾国藩给李瀚章写信，让他反思一下，说：“你在江西主持财政的时候，为什么筹到的钱就没有两湖旺？道理在哪里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两湖这个地方用的是新进少年或士人来理财。但是，你在江西用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用的都是道府以上的官员，这些官员官气太重，而且还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以后，你应该向这个方面来学习。” 　　武职官员的标准也有四项。 　　第一要“才堪治民”。就是你的才能能够服众，能够让下面的人由衷地钦佩你，这与文职官员不一样。武职官员必须到第一线去，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把山头打下来，这就必须得服众。 　　第二是不怕死。 　　第三是不急名利。 　　第四是耐受辛苦。 　　之所以如此排列，曾国藩回答说，一个人要治理他的辖地，首先要才堪治民，就是能不能让下属、让所有这个团队心服口服，非常钦佩你。才堪治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不外乎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人肯定不服气，不勤则业务必然荒疏，故第一要务在此。敢打敢拼就是身先士卒，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样下属才能追随你，因此作为第二个条件。为名利而出的人提拔稍迟则生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员工争毫厘，因此列为第三个条件。身体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的人久用则散，因此作为第四个条件。他还提醒说： 　　下级弁勇对于本营将领，其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是否干净( 清廉 )，保举是否公道，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没有生气的人。他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强调“秀才带兵”，希望借助于他们的知书明理，练习韬略。 　　以上四条只是一般标准，文官也好，武官也好，这四条标准只是一般性用人标准，而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仅有这四条标准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一个最高的衡量人才的标准，用他的话叫“上上之选”。那么，这个最高标准是什么？曾国藩用了四个字——“忠义血性”。“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的概念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孔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 《 论语·学而 》 )，“教人以善谓之忠”( 《 孟子·滕文公 》 )；而“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 《 论语·述而 》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 《 孟子·梁惠王 》 )。 class=’pag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