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早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集周恩来、李立三等开会，传达共产国际电令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他说：“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放弃起义，带着我们掌握的部队与张发奎的部队一同回师广州，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际情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话音刚落，李立三站起来发言：“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也表示：“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恽代英、谭平山、彭湃等纷纷表态，赞同立即暴动。 　　张国焘没料到会遇到这样大的阻力，一再解释：“我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不主张进行南昌起义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听罢这话，周恩来愤怒地拍了桌子，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起义的，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 　　周恩来愤而辞职，使原本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点。李立三说：“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拖延。张发奎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试图缓和气氛：“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万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不欢而散。 　　散会后，愤怒的谭平山找了一个师长，商量把张国焘绑起来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制止了暗杀计划，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怎么能杀呢？” 　　7月31日，张国焘、周恩来等再次开会。这时，大家接到叶剑英的密报，得知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日前在庐山密谋，准备以开会为名，扣押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第二十路军总指挥贺龙，将两部全部缴械。 　　听到这个消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最后一点理由也不成立了。他顺水推舟，表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起义军仍以国民党左派相号召，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张国焘、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 　　南昌起义胜利后，面临张发奎10万大军的进逼和包围。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 　　8月3日，起义军按照原来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张国焘本来应当回汉口去向中央复命，因为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随军南下。因为反对过南昌起义，他的威信降至冰点，在军中处境相当尴尬。 　　9月底10月初，起义军进入广东后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遭到失败。 　　周恩来对张国焘和李立三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一带去。” 　　当时，周恩来高烧40℃，张国焘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劝道：“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 　　周恩来不同意：“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 　　张国焘、李立三与周恩来分手，同贺昌以及一名中级军官一道，在向导的带领下，趁着夜色来到海边，雇了一条渔船，在海上飘泊了两夜一天，顺利来到香港。 　　上岸之后，四人相互打量，哑然失笑。他们身上穿的粗白布衣裤，染上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草帽又脏又破，脚上穿的黄布鞋变成了拖鞋。 　　10月中旬，张国焘孤身一人，从香港乘船来到上海。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领导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张国焘不仅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层，而且正被批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原来在1927年8月7日，也就是张国焘随军南下广东途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史称八七会议。多数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张国焘在大革命后期不注意发展群众运动，不主张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奉行陈独秀的错误政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 　　八七会议选举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仅当选为候补委员。两天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瞿秋白成为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 　　张国焘异常失落。在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间，他与李立三住在一间房子里。为安全起见，他们装成兄弟俩。李立三每天起床后都幽默地向张国焘问安：“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 　　对于张国焘来说，感觉能好到哪里去？他整天捧着中央发给他的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读了又读，越读越恼火。这个文件认为，张国焘和陈独秀一样，都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11月6日，张国焘在党内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上，又看到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张太雷指责张国焘犯了阻止南昌起义的错误： 　　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意思是要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看到这个报告，张国焘坐不住了，本来是奉命行事，却被说成是假传圣旨，这个罪名谁承担得起？他得知中央临时政治局即将召开十一月扩大会议，而自己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便于11月8日给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他在信中写道：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那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会上，大家总的倾向是：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所以自己到南昌后，就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 　　张国焘强调：“如果有人说我是假传圣旨，我心里是不服的。” 　　11月9日至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处分了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 　　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被解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被指责为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 　　张国焘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他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怀疑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仍然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13期发表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给张国焘的公开信，答复张国焘11月8日的来信：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来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张国焘在这场争论中落得个灰头灰脑的下场，他迁怒于在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瞿秋白，两人的关系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 　　角逐总书记失败，张国焘打算另起炉灶，组建新党。陈独秀不愿意搭伙，感叹“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在六大上，张国焘意气用事，与瞿秋白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布哈林发出最后的警告：“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这对冤家都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略) 　　横眉冷对，舌战群儒。张国焘卷入中山大学的政治漩涡，单枪匹马，与米夫、王明、博古等人对阵。他从心眼里瞧不起这帮引经据典的留苏派，但是，在最需要胆气的时候，却举起了白旗。 　　1928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不再向中共派驻代表，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六届一中全会同意布哈林的提议，任命瞿秋白、张国焘为代表团正副团长，留驻共产国际。 class=’page’>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