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既讲到孔子为政带来“男女别途”，又讲到齐国“女子好者”八十人，在孔子政治生涯造成转折中的负面作用。孔子离鲁途中作歌，指责“彼妇之口”、“彼妇之谒”，而季桓子则感叹“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在如此情境中，发一点“女子与小人”并提的感慨，不也是不会令人意外吗？与其说孔子在抽象地谈论“女子”，不如说他在批评“好女色”；与其说孔子在孤立地谈论“小人”，不如说他在针砭“近小人”。 


　　再看另一次遭遇女子。《论语·雍也篇》记载孔子离开鲁国而出入于卫国，发生“子见南子”事件。 


　　据《吕氏春秋》，孔子是通过卫灵公的宠臣的渠道，见到卫灵公的釐夫人南子：“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这个嬖臣弥子瑕，大概就是《史记》所说的南子派使的人。这次拜访却引起子路的误会，害得孔子对天发誓。而卫灵公却没有因此尊敬和重用孔子，只给他一个坐在“次乘”上，跟在自己和南子的车屁股后面的待遇。引得孔子对如此女子、如此小人，大动肝火，痛陈在卫国，“好色”已经压倒了“好德”。并且为此感到羞耻，离开了卫国。在如此情境中，孔子对“女子与小人”作出申斥，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当然，孔子身处宗法社会，他建构礼学体系时，难免有男尊女卑的偏向，这也不足为怪，现代人没有必要设想孔子为我们解决了一切问题。奇怪的倒是一些“圣人之徒”竭力否定这些历史情境，似乎要洗去圣人身上的污点，并将他在特殊情境中说的话，加以普泛化，给人吹出一个个“句句真理”的肥皂泡。这反而随着历史进入现代，这些“肥皂泡”破裂，成了人们指责的话柄。只要我们对历史进行有事实根据的还原，就会发现，今人对孔子的一些指责，指向的也许不是本来的孔子，而是圣人之徒加在孔子脸上的涂饰。只有消解这类涂饰和包装，才能如实地分辨孔子的本质和权变、贡献与局限、精华与糟粕、短暂与永恒。我们谈论孔子的力量，才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