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仁”是孔门道脉相传的一条脉络。这条道脉的关键性，使我想起一位英国女作家的话：“在伟大的俄国作家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圣人的特征，如果同情他人的苦难、热爱他人、努力达到某种配得上最严格的精神要求的目标，这些特点构成圣人的品质的话。他们身上的圣人气质，使我们为自己的世俗卑琐而羞愧，使我们那么多小说变成了虚饰和儿戏。” 


　　有意思的是，孔子重“仁”，却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导致《论语·子罕篇》一开头就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实在使得历代颇有些解经者大惑不解：一部《论语》20篇中，有16篇用了109个仁字，怎么还将仁列入“罕言”之列呢？这主要要弄清楚“言”字的意义。言、语两个字意义相通，但对比着讲的时候，意义又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论语》中孔子虽然反复谈论仁，但那多是回答弟子和他人的提问，以及进行论辩的话，自己作为一个命题首先发端，并且正面做出界定，就非常少见，因此只能说是“罕言”。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来，难免会造成“仁”这个概念的边界模糊；但它也潜伏着一个好处，使仁的内涵和历史适应性留有不少弹性，以及可解释的余地。当仁解释为“把人当人来对待”，而且与“爱人”，与“泛爱众而亲仁”联系起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超越时代的阻隔，进入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之中。  


    礼是儒家学说的基础和法度，在十三经中有三《礼》，由此可见其互相阐释、互相补充的庞大体系。蔡尚思先生以为孔子是“宗法礼学祖师”，其思想体系“以礼为核心”，在阐述了“礼独高于其他诸德”之后，列举了礼为仁、孝、忠、中和、治国、法律、外交、军事、经济、教育、史学、诗歌、音乐等等三十余个项目的主要标准，几乎是无所弗届。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礼学体系的最终关切，还是以礼治国、以礼施政：“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与刑，是通常的治国术，而在孔子心目中，德与礼是更得人心、更高级的治国术。因为“为政以德”，孔子是看得很高的，说是“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将礼与德并举而置于政与刑之上，这就是孔子的政治观。 


　　因此，孔子教弟子执礼，也就是为从政准备人才。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就是说，孝友之礼，是为政所需。 


　　孔子为何如此强调正名，强调礼乐，并不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名正言顺，礼乐雍容，而是到处存在着僭名越制，礼坏乐崩。曾有孔门后学说过：“有国者不可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孔子作《春秋》所提供的此类鉴戒，从历史事例上展示了礼坏乐崩造成的严重政治效果。孔子是针对现实之痛，提出他的礼学优先的理论的，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社会上礼的流失而强调理论上礼的尊严，直指社会之痛开药方。这就是精神创造，注重“病灶效应”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